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最高法首次明確了“賠錢減刑”、“花錢買命”的適用范圍，僅將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納入其中，同時明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主觀惡性較深的案件，即使積極賠償也不能從輕處罰。這種界定對“賠錢減刑”走向更為公正的向度，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但這仍然很難說，“賠錢減刑”就此能實現真正的法律公平。“賠錢減刑”之所以在公眾心目中能引發強烈的反彈，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賦予了富人法律豁免的特權，只要有錢，即使不是真心悔罪也能被赦免；而一個窮人即使真心悔罪，也會因拿不出補償而被判重罪。而在富人受赦免的過程中，被害方往往因為物質的現實需要，被動接受了經濟補償，但在精神上卻極可能并未達成諒解。這些，都極易形成權貴階層對普通公眾的權利剝奪。

這就要求必須要有一種對應的權利，來制衡“賠錢減刑”賦予富人的豁免特權。比如，對但凡實施“賠錢減刑”的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監督機制，由法律專業人士、普通公眾等組成監督委員會，對案件是否適用“賠錢減刑”進行調查。同時，此類案件審理也應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僅要向公眾公開案件事實及審理過程，還要對犯罪人悔罪態度、賠償情況，以及受害方與犯罪人間達成諒解等情況及時予以披露。在此中，受害人及其家屬是否真正與犯罪人達成諒解，以及社會公眾對案件社會影響的反應，理應成為是否減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只有當“賠錢減刑”處于一個公眾制衡、權利公平博弈的平臺上，法律才不會有失公允地成為某一方的特權，這是遏制司法腐敗及不公的重要方式，更是修復被權貴特權所激發的公共權利剝奪感的重要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