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民眾生活水準的改善，中國車輛普及率越來越高，“汽車時代”帶給人們許多便捷，但普遍存在的酒后駕駛現象，卻成為無辜者頭上懸著的一把殺人鋼刀、據司法部2008年一項研究數據稱，中國每年因酗酒肇事立案高達400萬起，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10萬人中，許多都和酒駕有關，這一數據甚至遠遠超過了“汽車王國”美國。孫偉銘案、路虎撞人案、保時捷撞人案，以及屢見不鮮的連環醉駕撞車案，造成人員、物質損失極為慘重，社會反響十分強烈，公眾對加強打擊醉駕、確保交通安全呼聲強烈，希望有關部門能通過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從機制上、系統上有效遏制醉駕愈演愈烈、蔓延全國的趨勢，還馬路以安全。對于《通知》所體現的“以經濟手段震懾醉駕行為”原則，以及背后所體現出的、有關部門嚴懲醉駕，依法整頓交通秩序的良苦用心，相信社會和公眾都會給予應有的理解與支持。

但必須認識到，僅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首先，《通知》雖然規定了聯動原則，較原有條款更嚴格、更有操作性，但對于醉駕者的震懾力仍遠遠不夠。從媒體披露、公眾反響強烈的多起醉駕惡性交通肇事事件看，醉駕者往往不是有權勢和背景的“特殊人物”，就是財大氣粗的富豪或“富二代”，對他們而言，一次10%~15%、封頂60%的交強險費率上浮，不過是九牛一毛的“小意思”，甚至幾次醉駕的代價，還未必比得過一次豪飲的開銷，這樣的“聯動”，較之以往固然是個進步，但還不足以讓這些“特殊人物”視醉駕為險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