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另一方面來說，請客、送禮、慰問、唱歌、洗腳等等，又未必就一定是腐敗，它們都確實有可能只是人情往來、正常交誼。大操大辦，或者不大操大辦，這是形式，可能發生腐敗，也完全可能使之不成為腐敗機會。一個官員生病住院，可能收到幾十萬上百萬元的“看望費”，這不能不說是腐敗吧，但你總不能說官員要禁止生病，或者官員生病要禁止上門看望，或者規定一次看望不得超過多少錢。

舉辦盛大婚禮，也完全可以是一種正常行為，你可以說那是冠蓋云集、華服袞袞的聚會，但未必就可以斷定那里面一定在發生骯臟的交易。這種區別是怎樣產生的？我想，當權力受有效制約、輿論很透明，請客也好，慰問也好，大操大辦也好，都可以是真正的請客、慰問和大操大辦，而不必然成為腐敗的機會。

反之，當權力不受制約、輿論不透明，官員的一切活動都可以成為腐敗機會，禁止腐敗的某一種表現形式，一是將會面臨無數的“變種”，需要無限的細化、量化、準確性等“可操作性”規定，二是有無限多的腐敗表現形式、發生場合，使人禁不勝禁，即使把所有管理能力都用于起草和執行禁令，都不可能使腐敗減少。

我們怎么理解制度？不是禁令越多越是制度嚴密，不是禁令越細越是可操作性強。根本來說，如果政治是眾人之事，那么一個官員一旦被發現并被證實有腐敗行為，他將很難繼續在政壇立足，而不管他是否初犯，是否收錢不多，是否有禁令存在……這將真正可以做到對腐敗的零容忍。若政治只是治理系統的內部事務，那么腐敗會得到容忍，甚至縱容，禁令與有禁不止的游戲、禁令與變相違抗的游戲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劉洪波 原題：只靠禁令，年關難變“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