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東西方的節日，我們會發現，西方人的節日多與自己的宗教信仰（如圣誕節）或人文歷史（如情人節）有關，而中國人的節日多與自然節律相關（如春節、中秋節）。

《爾雅·釋天》中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唐虞之時就是堯舜時期，先人們已發現時間如同車輪，更替輪換。而夏朝時，無限的時間被“切割”成四季，人們將四季作為一“歲”記時，商人敬鬼神，所以一歲一祭祀，祭祀與時間相關聯。周朝時中國農業社會文明業已形成，“年”與“禾”甚至與“牛”相關聯。有趣的是，當代中國人繼承了三五千年前的文化觀念，譬如我們說一年，也說一歲，還會用一載來形容。

中原文明一直沒有形成形而上的神靈，中國先人的信仰在生活當中，因為中國人是現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相比，中國人信仰的對象沒有人的形象化。基督教形成了上帝這樣的人格神，上帝按照自己的樣子，造了人類，并讓自己唯一的一個兒子耶穌在人間受難，而中國人敬仰的是天與地，人們有時喊天喊地或祭天祭地，但沒有面對一個人格化形象化的神，天地之間的風雨神是龍，而真龍天子所指卻是皇帝。這樣，中國人的主流社會宗教附庸于一套權力體系。

中國人的二元信仰在史前就已形成。顓頊帝時，因百姓對天神敬祭處于無序混亂的狀態，所以規定民間社會不可以敬天神，祭祀天地神的使命由重與黎二人專門負責，而《山海經》記載，重與黎是顓頊帝的孫子。重、黎擔任的是祭司的重任。民間社會不能祭天地主神，也就不可能獲得神的保佑，帝王家族壟斷了天地間神圣的話語權。從某種意義上說，天意被帝王自己掌握了，民間社會只能聽命于帝王。從夏商周到清王朝，這種二元信仰一直沒有改變，現在北京的古建筑天壇與地壇，就是皇帝親自祭天地的設施，民間社會沒有祭祀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