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滄州至少4名農民因到北京反映訴求，被認定為敲詐法院或政府而獲刑。被指敲詐之前，這些涉案人都因個體遭遇的事情，到各部門投訴。他們的家人稱有關部門設套后抓人。相關政府部門稱，這些涉案人長期在外反映問題，行為過激。(2月25日《新京報》)

從法律規定上講，“被敲詐對象因為恐懼而處置財物”是敲詐勒索罪必要的構成要件，顯然，從嚴格意義上說，被認定為“敲詐政府”的這些案例并不符合。即便不需要太多的法律知識，指控上訪者是“敲詐政府”恐怕與常識也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在我們的印象中，被敲詐者大多處在弱勢，這與當地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構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

其中有一個案例，個別官員甚至先和民眾商量賠償數額，后又在該民眾領錢后抓人，這樣的“被敲詐”，不由得讓人聯想起了釣魚執法。釣魚執法已經因侵犯公民權益而飽受指責，如果司法也成了“釣鉤”，那么民眾又該通過什么渠道來尋求公平與正義呢？

司法本身可以理解為一種為公民權利提供救濟方式的手段，這種手段理應成為百姓的“主心骨”，并由此成為公民與行政權力博弈的砝碼。上訪者也是公民，也應該擁有尋求公正的權利。但是當他們遭遇司法的不公，轉而向“有關部門”尋求救濟，這本身就是對法治理念的背離，是一種悲哀。

個別地方政府部門對上訪者進行打擊報復的事件偶有發生，但是權力與司法如此明目張膽地聯合，指控上訪者“敲詐政府”的卻極為罕見，同時危害也是最大的。因為，當權力可以指令“公檢法三家一起商量”時，就已經讓法律背離了軌道。

盡管這些上訪者可能有些偏執，可能在與強大的公權力的對弈中顯得微不足道，但一個社會應該給弱者留有一條尋求救濟的通道。只有這樣，無數小矛盾才能在萌芽階段就得到解決，而不至于醞釀成大矛盾危害社會。

現代社會的文明之處，便在于能夠保證公民權利具有獲得救濟的通道，包括媒體的及時接近和關注、國家救濟途徑及時和低廉地到達、社會保障的全面和充分等等，由此形成的社會機制，可以讓弱者有個講理的地方，而這一切都需要法律進行保障。即地方政府種種息訪行為的出發點，都應該是解決問題，如果堵上了公民權利需求救濟的道路，甚至顛覆法律的基礎作用，就已經違背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初衷。

指控上訪活動“敲詐政府”，實在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上訪者能夠因此而獲刑，更是個別地方行政權力與法律尊嚴倒置的一種顯現，因為，它危害的不僅僅是事關幾個人命運的個案，而是觸碰到了公民尋求權利救濟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