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這些還是容易發現的，那么還有很多不易發現的: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的長期薄弱，讓不屑于血汗勞動的新生代農民工邁不進技術崗位的門檻；國有企業主導基礎建設、民營企業步履維艱，導致工資始終無法增長；城鄉二元與戶籍、教育、醫療等羈絆，對外來勞工形成排斥和隔離，打工收入有限成本卻在增大……方方面面，幾乎觸及了當下中國的每一根神經。在這樣一些因素面前，“用工荒”顯然帶有極大的必然性。此時不荒，彼時也要荒；今日不解題，終究有一日要解題。

是不是很悲觀呢？也不是。多種因素誘發的“用工荒”雖然帶有必然性，但也要看到，它是逐步釋放的(只是前幾年沒像今年這樣被重視)，也就是說，它應該是個“慢轉彎”，而不是“急轉彎”。“用工荒”的確發出了“加急令”，但不能說2010年這個春天輿論都關注 “用工荒”，就意味著所有的矛盾都要在這一刻一發而不可收地爆發。盲目悲觀，會讓政府放棄積極努力。

正確的解題應該是兩種步驟:對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著眼當下，用更細化、更全面的服務，減緩“用工荒”造成的現實沖擊；對中央政府而言，應該從國家級應對的高度，部署公共改革，轉變投入方向，從“涵養人”與“調結構”兩個層面努力，消弭“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諸多脫節，實現中國社會的整體健康轉型。

地方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現在大家都說“用工荒”，這是一個整體概念，每一個地區顯然又有各自的特點。究竟哪些地區荒、哪些行業荒、勞動力的整體動態又是怎樣的，似乎缺乏準確而精細的數據支撐，政府在信息溝通服務上大有可為。有人盲目樂觀:從“找工慌”到“用工荒”，勞動者增加了 “籌碼”，君不見廣東提出提高最低工資，有企業搞起抽獎送汽車來吸引工人？所以干脆放手讓企業提高待遇去“爭”勞動力好了，政府不必插手。不搞過度外加政策干預是對的，但不等于可以當甩手掌柜，連基礎的公共服務也不搞了。除了多搭建“招聘會”之類的平臺，更要發揮優勢，加快建構起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失業統計信息，摸清當地農民工就業總體狀況，做準確、到位且具有貼近性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