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個說法似乎違反常識，幾十年來，啟蒙知識分子總抱怨中國人只知國家、不知個體。然而，100多年前，梁任公、孫中山兩先生的抱怨恰好相反，他們覺得，中國人只知個人、家庭，而不知國家，因此中國是一盤散沙。平心而論，梁孫等先賢的看法較為接近歷史真相。

現代西方社會是從封建社會演化而來的，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共同體主義或“社群主義(com m unitarianism )”。從16世紀開始，歐洲從封建制向君主制過渡，進而走向憲政加資本主義的體制。人們常說，西方文化傳統是個人主義的。這大體上沒錯，但封建的種種理念、習慣、制度大量遺存于現代歐洲。舉例來說，憲政主義淵源于封建制的某些原則，工人運動與歐洲各國的福利政策，也與封建的社群主義、共同體主義之間有直接淵源。

反過來看中國，封建制在秦代即告終結，皇權-官僚-郡縣制出現。在這樣的制度下，盡管法律本身不甚公平，但所有人在法律之下平等。土地和財產基本上為私人所有，社會通過市場機制組織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因此，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人們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向來是個體和個體組成的核心家庭。因此，中國人才是個人主義的。

總之，封建的歷史遺留給現代歐洲人的文化、社會遺產是共同體主義，漫長的皇權-官僚-郡縣制歷史則把中國人塑造成為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者。這兩種精神必然塑造出兩種人生觀-金錢觀:共同體主義促使人們注重共同體的制度安排，以求共同體內所有成員共享美好的東西，不論是憲政主義、社會主義，都有這種取向。個人主義則引導社會成員表現自己，每個人都在尋求超出其他成員的象征，最好是一目了然的象征。權力與金錢正好具有這樣的標識功能。個人主義者必然是物質主義者，拜金主義者。

當然，宗教在中西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對人們的人生觀-金錢觀也有巨大影響。中西社會在漫長歷史中形成的傳統道德倫理體系，于完成現代轉型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世俗化的猛烈沖擊。不過，在西方存在一個有形的教會系統，它始終能夠部分地抵御世俗化沖擊。而在中國，為實現現代化，承擔著教化職能的儒家士人群體自己先放棄了儒家倫理，并且拼命地要從文化、社會等層面中清除它。經過長期努力，社會主流倫理規范體系終于瓦解崩塌了。

中國人正是在這種心靈狀態下開始商業化的。從八十年代中后期起，金錢就逐漸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似可視為拜金主義時代開始的標志。金錢已經成為這個社會最高的價值。

這樣的價值觀念所造就的時代自然是物質繁榮的，更進一步是奢華的。但是，托克維爾早就指出過，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的社會有它內在的邏輯困境:每個人都追求金錢的結果是，除了最有錢的家伙之外的所有人都不滿足，焦慮，心神不安。財富不平等格局也確實會急劇擴大，從而引發劇烈社會、政治動蕩。中國過去兩千年的治亂循環，就是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的產物。

(作者系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