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早有專家提議，讓農民工就地選舉。從自己身邊的事情關心起，這是政治最基本的含義。不過，王兆國解釋說，這個問題“牽涉面廣，比較復雜，我國戶籍制度的改革正在推進過程中，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條件還不具備”。這就意味著，這些農民工將繼續成為選舉中的“多余的人”。

擱置為數不少的一部分人的選舉權利，這既不符合政治倫理，也無益于解決“四分之一”選舉權之后的政治現實。城鄉“同票同權”之后，專家已經指出，這并不意味著農民代表的大幅增加——根據歷史統計，還有可能減少。但是，農民數量較多的省份的代表名額會大幅增加，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些容納流動人口較多的大城市，可能會覺得不公平。不管農民工個體的權利如何被忽略，但是他們畢竟生活在這些城市里，這些城市的政治決策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由于流動人口沒有在當地選舉的權利，這些城市在全國人大中的代表人數就會減少，進行全國性的資源分配時，優勢也會喪失。反之，假如實現了流動人口就地選舉，“同票同權”附帶的此類問題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