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遵守社會倫理應該優先于政治倫理，這就是政治的邊界。

冬奧會冠軍周洋的獲獎感言被批評事件，正富有戲劇性地展開著。體育局某領導的發言不過是批評年輕人要對國家的支持心存感恩，增強愛國主義。在“舉國體制”既是體制又是思維的體育界，這個發言無可厚非，因為國家把主要的資源都投入到少數的尖子隊員身上，而能夠走上奧運舞臺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感謝父母”和“感謝國家”有著根本的區別。前者屬于社會倫理，表達的是人的天性。父母的養育之恩，理應時刻銘記，如果不能心存感恩，則不如禽獸。后者屬于政治倫理，涉及的是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動物，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政治屬性首先表現為個人是生活在特定國家的公民。作為公民，個人既受到各類法律制度的規范和約束，也享受著國家提供的各類公共品和保障的權利。但是公民與國家的關系是有清晰邊界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有服從國家的義務，國家也不能干預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個體空間。

然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強烈家國情結和愛國主義傳統的國家里，很容易把對祖國的感情與對國家的認同混合在一起，作為制度綜合體的國家也往往取代了作為人文歷史地理綜合體的祖國，政治倫理也隨之具有了至高無上性和無限的邊界，凌駕在社會倫理之上，甚至干涉到日常社會生活之中。連普通人的日常言行也不得不注意政治正確性。文革給國人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不能讓政治無限擴張，為了政治忠誠而犧牲家庭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