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現“29歲市長”、“80后副廳”等年輕干部時，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有什么后臺？”往往容易被認為是“官二代”。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丁偉岳說，人們之所以先入為主地產生懷疑，總是因為實際生活中遇到過類似事情。他感慨：你不能責怪群眾的“合理聯想”，何況很多時候你會發現群眾的聯想是正確的。（3月14日《中國青年報》）

筆者以為，丁偉岳教授的看法是正確的。包括人們最近對山東省新泰市提拔的6名“80后”副科級干部背景的懷疑，都是有一定根據的，即便這些人被冤枉了，但大家也是“合理聯想”。因為這樣的聯想許多時候是正確的。

“龍生龍鳳生鳳”，在中國確實有社會現實性。我們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官員的子女，在官場或是國有企業，確實比平民子弟發展快。人們不禁要問，他們憑什么？當然，不排除這些人當中，也確有靠自己的能力發展起來的，但也有一些人的成長，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密不可分。就是那些靠自己能力發展起來的官員子女，也無法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完全切割。由于“官二代”具有明顯的社會優勢，人們懷疑所有官員子女的發展也就有一定合理性。

為什么，在外國老子是總統兒子也是總統，人們并不議論他們搞“官二代”？這樣的例子很多，在我們的臺灣也存在，可是大家都不說“官二代”，都沒有對官員的子女再做官進行指責。這是因為，在這里面沒有“繼承”的含義，所以大家都沒有意見。

人家那總統、市長，是靠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透明公開，大家還會有什么意見呢？所以，在選票面前人人平等，平民的兒子可以當選為總統，總統的兒子照樣可以當選為總統，如果有什么優勢，那也是公開的，是大家認可的。這樣，就是18歲的大學生當選為市長，也沒有人議論閑話，有的家族世代為官，照樣能夠受到人們的擁護。

所以，我們出現對“官二代”的議論，怪不得人們挑剔，而是官員產生的制度不合理。在不合理的制度下產生的官員，一個是容易出現“官二代”，再一個是無法排除人們對“官二代”的懷疑。可見，要想消除社會對“官二代”的非議，只有改進官員選拔辦法，增加透明，建立公平競爭制度。這樣才會，人們既不會懷疑“官二代”，一些官員子女靠個人能力發展，也不會被別人冤枉為“官二代”。

人們對“官二代”的種種議論，以及不時有人被冤枉為“官二代”，都說明，我們必須盡快建立公平公正選拔人才機制。正如人大代表陳萬志說的那樣，社會互信的喪失和權力公信力的喪失，是“我們這幾年發展的最大代價”，值得深刻反思。“兩個喪失”，致使人們懷疑一切，當然也加重了對“官二代”的警惕。社會互信喪失和權力公信力喪失，難道不是危險的信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