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兩會”， 戶口制度改革都是熱點之一，今年也不例外，要求廢除戶籍制度的聲音特別大。政府的表態也一年比一年“進步”:“取消暫住證”、“暫住證改居住證”、“逐步開放城鎮戶口”等等，海內外媒體還是蠻高興的。

我反對沒有人道、限制人自由流動的任何隔離，我更痛恨將國民分成三六九等的任何歧視。但，我認為把隔離和歧視的責任全部怪罪于戶口制度，是本末倒置了。

中華民族的戶口制度歷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統計部族人口，商朝就有人口登記制度，西周創人口登記辦法，以后各朝代都有類似制度。民國有《戶籍法》和《戶口普查法》，推行國民身份證制度，且建立了各級戶政機構。戶口制度歷來就是國家實施有效治理的基礎性制度。

新中國的戶口制度始建于1953年，在創立之初（1953年）并不是一項歧視制度，但由于生活品嚴重短缺，為了保證緊缺生活品配給的有效性，在城鎮戶口（非農戶口）上附加了和農村戶口有差異的“福利”（如配給定量的糧食等）。隨著生活必需品、公共品短缺的日益嚴重，納入配給范圍的東西越來越多，差異性越來越大，戶口制度便演化成了權利差異制度；當非農就業崗位也成為緊缺的配給品附加于戶口時,戶口制度便成為了城鄉二元隔離的屏障,充當了城鄉隔離的罪魁禍首。

改革開放后，我國在消除戶口歧視方面有了很大進步，但也有不小的退步。先說說進步的一面: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糧食、肉、糖、布等生活品不再短缺，基本生活品的“雙軌”價格逐步市場化，按照戶口配給的各種票證就逐步失去了價值，自然就退出了歷史舞臺。所以，90年代后，城市戶口附加的生活品配給取消了。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城鄉居民因此可以有限“自由”流動了。

緊隨其后的是隨著私營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體制外的非農就業崗位不再緊缺，傳統的計劃招工制度讓位于“雙軌”招工制度，城鄉二元戶口歧視的內涵也少了農民非農就業和城鄉居民自主擇業歧視。城鄉居民跨地區大規模“自由”流動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