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化低俗化的憂慮，不僅來自“兩會”上的代表委員，有網友也批評說:侯寶林之所以成為大師，是他把相聲藝術從地攤升華到舞臺，而趙本山“把舞臺變成了地攤”。央視春晚宣揚“地攤文化”還“自以為通俗”。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在此。文化走偏與道德問題正在成為內地社會一個深層的危機，如若不能控制與扭轉，其危害將遠遠大于一場經濟或金融危機。同樣在日前的“兩會”上，多位政協委員痛陳學術腐敗已演變成“癌癥”，疾呼:“已經到了需要全國一起來整頓學風的時候了”。還有委員指出教師節已經變味，“已演化為學生的送禮節、老師的收禮節”。

毋庸置疑，內地社會正在變得愈來愈開放、多元，這無疑是社會的進步。但在這同時，各種思潮也是泥沙俱下，社會核心價值備受沖擊，于是各種社會怪象也就屢見不鮮:

丑態百出的女子，能夠成為網絡紅人；扭捏作態的娘娘腔，竟能一夜走紅；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惡評如潮，卻換來不俗票房；陶然居老總嚴琦在“兩會”上建議“關閉所有社會網吧”引來網民狂批，陶然居品牌卻因此增值5個億……。

有如此多的這樣的迷局，不能不說有一些病態。而在深層次上，都與文化與道德的取向有關。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研讀溫總在“兩會”記者會上的答問，也許會更有意味:“一個正確的經濟學同高尚的倫理學是不可分離的。中國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指經濟的發達，它還應該包括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道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