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媒體報道二次房改列入人大正式議案。同一天，北京舉行兩會后首場拍賣。推出的六宗地塊中，三宗被國企高價拿走，并創下三次拍地新紀錄。有人認為，這是央企給房改迎面的一個大耳光，其實不然，央企地王倒是與二次房改交相呼應。

人大代表提議的二次房改，并非意在抑制商品房尤其是高檔商品房價，而是由政府解決低收入人群與夾心層的住房需求，從而放開商品房價。政策核心是三三制——— 三種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三支隊伍參與。三種住房制度指的是，針對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針對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制度和針對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體制。而相應的三類供地方式也分別為：政府劃撥方式供地、“四定兩競”招標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掛”方式供地。三支隊伍則是政府、民間非營利公益性建房機構及建筑開發商共同參與。由政府主導提供房屋住房服務，供應對象是占城鎮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

這與新加坡模式如出一轍，即推行以政府分配為主、市場銷售為輔的國民住房政策。在過去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共興建了將近百萬套組屋，使大約84%的國民住進了組屋。在政府建設保障型住房后，高檔商品房市場將更加開放，價格會更高，因為地方政府必須通過更少的土地獲得更多的溢價。以新加坡論，對商品房市場徹底放開，其商品房價格高于保障性住房價格9倍。2007年，美國樓市崩潰，海外資金加速從歐美流入亞洲市場，新加坡房價全年升幅逾24%，增長速度世界第一。

央企打的算盤是，趕緊跑馬圈地，而后以地王之身推動樓王誕生，全面掌控利潤最豐厚的高端商品房住宅市場。央企地王誕生與二次房改是互為因果的循環鏈條，是央企壟斷利潤在房地產領域進一步放大的結果。

央企地王現象，更是行政化的信貸市場與行政化的銀行體系之畸形投射。

就社會資源占有量而言，央企是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央企屢拿地王，證明央企：第一不缺資金，第二并非中國經濟定海神針，第三是推高房地產市場的最大推手。央企需要改制成本的高論、低息信貸向央企傾斜的做法，不外乎為央企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尋求解釋，根本站不住腳。從金融到煙草，從中海到中糧，各行業央企的“非主業投資泛濫”說明央企并無核心競爭力，其利潤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資產價格上漲，他們是中國信貸與資產泡沫的推動者，而不是實體經濟的定海神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