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政府和買房者共享產權，不僅僅是公共財政的扶助貧弱，發揮出安慰民生的親民情懷，而且政府充當了安居工程的擔保者角色。這一點相當不容易，因為在房市走向的問題上，近年來公眾對政府在房市中的角色并不認同，“土地財政”的存在以及附著于房市上的數十種稅費，讓公眾覺得公權是房價高漲的幕后推手。而經適房投入的不足和分配程序上的瑕疵也讓公眾對權力作為充滿不信任感。在此情勢下，共有產權模式的出現，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公眾對公權力的看法，潤滑了權力和民眾的關系。

經過多年的實踐，中國的保障房出現了多種模式，如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危舊房改造、城中村改造、農民工公寓、公共租賃房等。但是在實踐中，這些模式如果僅僅由政府主導而不能和享受者形成利益攸關關系，這些保障房的建設總是不能全部落實到位，或投入不足，或分配不公，或設施極差，或地點偏僻。而由于政府投入和買房者存在著一舉三得的利益關系，共有產權破解了這一魔咒。

當然，共有產權房也存在著程序上的問題。以淮安模式論，月收入在600元至800元的才劃為共有產權模式住房人群。事實上，以現有的房價，月收入千元的人群同樣買不起房，以此標準，共有產權房對安居對房市產生的正面影響就大打折扣。如果是這樣，這一模式僅僅具有象征性，就失去了全面推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