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欣賞一下香港商報3月11日的報道。這篇報道的題目是：全總調查網民撐，國企大佬們不滿。

3月10日，全國政協經濟界37組的國企領導們對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的發言展開了“大批判”。張世平委員在大會發言中披露，據全總去年職工收入專題調查，國企高管與職工收入差距很大，高管與職工收入差距達到18倍，呈現利益群體分化態勢。這個發言得到絕大多數網民支持。但在37組卻引起了國企老總的集體批判。中化集團總裁氣憤地說：“作為全國總工會這樣權威的機關，做出這樣一個所謂的政協委員發言，經不起推敲，只能起到短暫的轟動效應。這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接著，另一位國企老總補充說：“2007年，美國的CEO與一般員工的收入相差360倍，中國相差18倍，與國際上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中國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說：“國企沒搞好，大家口誅筆伐；搞好了，也口誅筆伐。這沒有道理！”他說：“國企的領導不是國家的領導，我們把企業的效率和公平解決好了就行了，不能把我們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作比較啊，這是總理才能解決的問題。”他覺得意猶未盡，反問道：“為什么國企就不能比人家工資高呢？憲法有沒有規定？沒有規定！去年，我們交了140億的稅，上次交了50億，總共200多億的稅交給國家了，國家應該拿這200億去解決其他人的分配不公問題。”這一通牢騷引起了對整個國企生存狀況的爭論。有委員提出，現在都認為國企壟斷，應該讓國企退出競爭領域，這根本沒有道理！在場的民營企業委員、上海榮豐控股董事長王征站出來反對：“你講的不對，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這是進步的聲音！”這時，中國建筑老總當場要和王征PK。“退不退出，咱倆比賽，看你退出房地產還是我退出房地產？讓市場來決定哪個企業能做！為什么只有民營企業可以搞房地產，國有企業就不可以做房地產？我們搞房地產，國家一分錢也沒給，完全靠市場競爭！我今天能貸到錢，是我搞得好，搞得不好，工商銀行行長肯定不會借錢給我！”他還說，我相信自己的觀點見報后，會被扔雞蛋，但我愿意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和這些人辯論，哪怕是明天被人扔雞蛋！

在白熱化的爭論中，另一位國企大佬提出疑問：“我們的后臺老板是政府，他為什么允許壟斷長期存在呢？5年前說打破壟斷，是不是10年以后還說呢？需要打破壟斷的到底是企業還是政府呢？(香港商報3月11日報道)

政協37組的這場爭論說明了什么呢？我看，至少說明我們的國企老總認為他們壟斷是天經地義的，拿高薪也是理所應當的。按照他們的思路，中國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么？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說到底，是轉變資源配置方式，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權力配置資源的傳統方式，讓各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讓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F在的國有企業不是憑借自己的競爭優勢，而是靠權力配置資源的優勢。

就在“兩會”剛剛閉幕的3月15日，首都北京就拍出兩塊“地王”：薊門橋一塊地皮每平米2.9萬元，單價地王為兵器集團下屬公司拍得；另外一塊在亦莊，總金額52.4億元，為中信地產所得。有人估算，以后這些地塊的房子，每米(應為平方米)至少得在4萬元。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要真正搞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有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應當干什么？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企業戰略調整的決定，要進一步細化，還要有所調整，讓國企真正集中到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行業，集中去搞公共產品，而不是簡單的保值增值。

深化國企改革，還必須把央企等大型國企列入各級政府預算，接受各級人大監督。國企紅利應當由全民分享，而不能任由國企內部處置，形成特殊利益集團。2009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利潤總額為1.34萬億元，其中，央企利潤近7000億元。據財政部測算，央企今年上繳去年紅利共計385億元，收繳紅利范圍包括國資委旗下的129家企業以及直屬國務院的中國煙草公司，收繳紅利的比例只有收益的5.5%。

目前，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有11.3萬戶。國資委只管理其中128戶央企和各級地方國企。在國資委管理勢力范圍之外，還有五大類國企，包括80多個國家部門下屬的6000多家國企，中央一級的30多家國有金融企業，此外，還有鐵路、煙草、郵政企業以及科教文衛等行政事業單位下屬的由非經營性轉為經營性的國企。除了煙草公司之外，這些企業的稅后利潤絕大部分均留在企業內部。此外，還有屢禁不止的黨政機關興建的酒店。這些國有企業，究竟歸誰監管，管得如何？人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