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新聞多多，“造假騙官者”王亞麗的故事可堪玩味。

一個初中未畢業的村姑，既無顯赫的身世，也無廣闊的閱歷，更無從政的訓練，靠著偽造履歷，傍大款，攀高官，居然一路升遷，成為地方上的“政治明星”——這樣的“奇跡”，只能發生在轉型期的中國。對于她，無論怎么譴責大概都不為過；但同時我覺得，她的人生也是一個悲劇。

王亞麗不是一個甘于平凡的鄉村女子。她天資聰穎，心比天高；能吃苦，敢拼命；不擇手段，沒有底線。這樣的性格，不肯接受命運的安排，不是她的過錯。問題是，她為什么能走上并成功開辟這樣一條攀升之道？她一路權色、權錢交易固然可鄙，但幫助她造假、和她形成各式各樣的交換并提拔她的官員，以及使她得以升遷的官場潛規則，更讓人痛恨。“一把手”和上級領導的個人意志，代替了組織決定；干部人事制度明文規定的組織考評、民意測驗等等，完全成了過場和點綴。地方官場生態的惡化、人情倫理的畸變，看上去多么不堪入目，卻是活生生的現實。

一個社會中，存在弱勢群體，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貧富差距也是必然。只要差距不是大得離譜，只要貧困者還能攀上一條相對公平的向上的通道，這個社會就還是一個給人以希望的社會。但假如這個通道斷裂或畸變，一部分人就會陷于絕望。有的從此沉淪；心有不甘又能突破底線者，其內心的邪惡就會被激發，典型者即如王亞麗。

這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何在“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并存的情況下，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向上的通道，以此抵消社會斷裂的負面效應。不然，像王亞麗這樣的“惡之花”，還會綻放。

（作者為《新世紀》周刊常務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