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不安全的安排，的確使校方規避了“校園傷害”的風險。可是，我們應該就此苛責校方嗎？不應該，因為正是之前家長、社會對于校方的“苛責”，讓校方不得不規避風險，“理性”選擇把早到的學生攔在校外面。不僅如此，同樣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有不少學校取消外地旅游、郊游，甚至不惜取消春游、秋游，或者刻意搞“室內游”。

此次校門慘案之后，教育部門和學校的應對之策多半有這么兩條:一是加強對早到學生的監管，二是禁止學生在學校開門前聚集在校門口。令人悲觀的是，筆者覺得后一種選擇可能是校方更經濟的“理性”選擇。將學生從老師還沒有上崗的“不安全”的校園，趕到更不安全的校門口，再趕到更加不安全的其他地方，這就形成了一個家長—學校—教育部門三方博弈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公民的權利意識日漸興起，一旦孩子發生涉及學校的人身傷害，家長必然打官司討說法；另一方面，學校本身就是公益教育機構，不是保姆性質的經營機構，讓它承擔過重的保育責任，必然導致校方想方設法規避風險:不惜取消郊游，不惜把孩子攔在校門外，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長。

其中解決之道或在于國家實行強制保險，讓學校擺脫校園傷害賠償的風險，回歸教育的本質。上海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