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民生并不孤獨。此前，名噪一時的楊佳、鄧玉嬌等先后被懷疑為精神病人，連楊佳的母親都概莫能外。鄧玉嬌案發后，曾被警方送往湖北恩施優撫醫院接受強制治療，此后經司法鑒定，結論為“鄧玉嬌為心境障礙（雙相），屬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這成為一審判決對其免除處罰的一大因素。

從社會學、政治學的視角審查，精神病就不僅是一種身體的疾病，還是一種社會病、政治病。現代社會講求理性運轉，精神病人則打破了理性的規范，反之，只要你溢出了理性，就可能患了精神病，不管你是瘋子，還是天才。

上訪者溢出了地方政府的正常治理秩序，不走法治路，而且越級，在官員眼中，不是精神病人才怪呢。殺人犯溢出了要求穩定的正常社會秩序，殺人就是制造動亂，導致民心惶惶，同理，你是精神病。將殺人犯定性為精神病，一面即先行判定其為異類，制造一種身份歧視與智識歧視；另一面，其行兇動機就超出了常理，不再是報復殺人，不再是心懷社會怨恨殺人，他們拔刀而起，僅僅是因為精神病發作，神經錯亂，你撞上刀口，則為巧合，只能認倒霉。這背后，可以掩藏多少劍拔弩張的社會沖突，多少一觸即發的社會矛盾。

由誰來判別殺人犯是否為精神病人呢，首先并不是精神病鑒定機構，而是公權力者。古人說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圣人視百姓為病人，習慣了治國與治病一肩挑，今人更是將此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當精神病鑒定權掌握在公權力手中，除非我們理性如螺絲釘，否則都可能淪為精神病人。

也許，治國者更應該傾聽赫爾岑那句名言:我們不是醫生，是疾病。

最后聲明，以上所論只是針對一種病入膏肓的社會現象。關于鄭民生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我們期待中立性的精神病鑒定機構盡快作出司法鑒定。未經鑒定以前，我們只能視其為與我們一樣的常人，正如在未經司法權判決以前，決不能視其為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