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在南平血案發生之后的第三天，筆者在福建的一家本土網站找到了一個關于鄭民生個人生活史的資料。該資料多處顯示，作為社區衛生服務站的一名醫生，鄭民生平日并沒有給身邊的人留下什么不良印象，而且還經常為鄰居老人提供免費義診，顯示了其職業關懷的一面。社區衛生服務站屬于社會事業單位，作為服務站的醫生，鄭民生從事的應該是一種溫暖社會的職業。但是很遺憾，鄭民生卻沒能夠讓自己的孤僻人生變得溫暖起來。年過四十的鄭民生依然是孤家寡人，談過多次戀愛卻無法走進婚姻家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錢買房子。筆者在數年前曾以記者的身份多次去過南平市，知道這個臨江依山而建的局促小城長期以來房價偏高，家境不好、月入一千多元的鄭民生買不起房子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沒有一種社會機制來解決這種結構性難題，幫助每個社會個體實現“居者有房住”的普通理想。更不正常的是，鄭民生個人經歷的惡性循環還遭到了旁人的嘲弄，從而擦亮了社會仇恨的火花。作為醫生的鄭民生可以治病救人，卻挽救不了社會仇恨。

第二，血案發生后，政府迅速組織各方面力量進入現場以挽救危急局面，但顯然是治標不治本。筆者并不是認為對傷者的搶救和對心理創傷者的心理診療不重要，但僅僅對這種人為慘案進行“緊急撲火”如今已經成為我們的習慣性短效行為，卻無助于我們建立一種長效的社會安全機制。而短效行為是無法根治結構性社會問題的。作為醫生的鄭民生無法挽救社會仇恨，同樣的道理，那些緊急撲向血案現場的醫生和心理醫生也挽救不了鄭民生制造的社會仇恨。

強調“醫生挽救不了社會仇恨”這樣一個常識，是想說明“南平血案”不會是一個兇殺個案，也不會是一個人的心理問題。它是一個關聯你我的“社會寓言”。在“大政府小社會”的中國背景下，國家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方面取得理想的效果，卻疏于對日益嚴峻的社會安全問題的治理。筆者注意到一個細節:殺人者鄭民生之前所在的單位是社區衛生服務站，如果在未來的一個時段內，帶有社會工作性質的社區工作服務站能夠快速發展起來，那么中國的社會安全閥機制就能得到進一步完善。

（作者系福建福州大學閩臺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