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火災、政府丑聞、野蠻拆遷悲劇、群體性事件等，我們幾乎不能例外地看到，無論外界如何沸反盈天，不管民間如何議論紛紛，事發地的公開輿論永遠波瀾不驚:短暫的調查和信息發布，寥寥數語的調查結論和情況說明，看似迅速果斷的處理結果，之后便是再也不愿提起的沉寂。具體的處理中，則明顯地將受害者視為麻煩制造者，以利益誘惑和強制手段讓他們接受處理結果。很多時候，政府本身本非矛盾制造者，但政府卻屢屢涉身其中，將自己置于對立面，目的只求表面清凈和穩定，而矛盾的郁集、人心的不滿、基本的人倫情懷往往被忽略。

今天的事實是明天的歷史，如果把視野放到更長的時間更大的領域，我們會發現，有一些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創痛的歷史片段，也在被希望遺忘之列，不去提及，不去反思，在平靜的表面下一往無前。

這是一種治理思維，政府希望社會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讓社會循著政府希望的方向前行，矛盾、悲劇和對此的記憶，往往喻示著秩序的失范、掌控的失效和前進的暫時停頓，于是希望將矛盾和悲痛壓制，甚至遺忘。這樣的治理方式，看起來果敢有力，本質上則是緊張虛弱，希望掌控一切實際卻難以辦到，在這種張力下只好選擇一種表面化的力量。

人是有記憶的，歷史是有記憶的，盡管我們難免陷入悲劇和困頓，但選擇遺忘就是失卻了療救的勇氣，讓社會不能從歷史的反思中汲取向上的力量。政府無法包辦社會的一切，包括人的記憶和情感，從這種緊張的治理模式中轉身，相信社會有從悲痛和丑陋中自我修復的能力，或許更能收獲善治和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