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幾乎無處不存在問題，同時，幾乎無處不存在問題不成為大眾焦點就不是問題的現實，這就使怎樣不變成社會焦點非常重要。“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對的，事情是可以無所不為的，重要的是沒有人知道，甚至只要能夠使人假裝不知道，這就可以了。這就是假記者可以“打發”的基礎，也是假記者需要“打發”的原因。

僅此還不足以構成使信息掩蔽起來的市場。信息掩蔽的前提，是信息能夠被不合理地控制。一個充分透明的信息環境，不僅因為信息傳播主體很多，而且競爭勝利會成為榮譽的來源，有利于激發傳播者的職業精神、專注力以及正義感。這樣，靠“打發”去收買記者就成本高昂，甚至很難達到完全成功，因為不愿被收買而希望通過大眾傳播職業獲得社會尊重的人占大多數。

在傳播受限的環境里，情況就變了。傳播受限，往往只是“不好的消息”受限，也就是那些有問題的事情的報道受限?？梢哉f，一旦有問題，那么出問題的人與能夠限制信息的權力體系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共同需要，公開的傳播成為共同的敵人。而記者也久已訓練成限制環境面前的挫敗者，報道“不好的消息”風險重重而且很難成功，反而收取賄金或者裝作要報道實際上搞點錢好處大又安全。

在傳播行為之外，還有權力治理問題。例如煤礦“安全隱患”等問題，為什么不能整改，從而成為假記者的紅包來源呢？整好安全隱患成本高，而賄買權力，使其假裝不知道有隱患，以及使信息不傳播，成本低。有隱患的人是會換算的，權力也是會換算的，正常管理無額外收益，而嚴查或不嚴查自便可得賄金。包括管治傳播也是同樣，“壞消息”可傳播與不可以傳播，全權操控，中間也就有尋租的空間。

假記者成為職業的背后，有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影像，需要通過社會的治理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