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案發生之后，相信鄭家同樣悲痛和驚愕，同樣于心難安，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正常生活。對鄭家加以討伐、傷害，于法無據，于事無補，也不公正

南平“3·23”惡性殺人案牽動人心，犯罪嫌疑人鄭民生已被檢察機關正式提起公訴。據報道，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鄭民生的母親和6個兄弟都搬離了原住處；鄭家兄弟所在的私營企業主也打算辭退他們；還有不少鄭氏親友怕遭到報復，紛紛向警方尋求保護。(3月27日《深圳晚報》)

當殺人者鄭民生的“罪”被轉嫁到無辜的家人身上，這種基于憤怒與悲痛的“株連”，與馬加爵的家人當初的遭遇如出一轍。

在校門前舉起屠刀的鄭民生，罪不可恕，但是，其喪盡天良的濫殺行為，只能由其自身承擔，不應扯上鄭家。無論是那些死傷的孩子，還是等待刑責的鄭民生，都絕非鄭家所希望面對的。慘案發生之后，相信鄭家同樣悲痛和驚愕，同樣于心難安，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正常生活。對鄭家加以討伐、傷害，于法無據，于事無補，也不公正。

常見于古代社會的“株連”，源于蒙昧與不開化，早已被現代法治理念拋棄。依現代法治理念，一個人的犯罪，哪怕如鄭民生般兇殘，只要沒有證據顯示有人脅從，也只能由其一人面對法律的制裁，其親屬不該被連帶受懲處。鄭家兄弟如果被所在企業辭退，鄭家人被迫有家難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濫殺無辜”。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犯罪分子的親友，是犯罪行為直接受害者的親友之外，另一群直接承擔痛苦的人。畢竟，面對親人成為罪人，面對親人一手制造的死難，他們內心所受的煎熬、羞愧與懊悔，無直接關聯者恐怕難以想象。因此，在一些國家，會把犯罪者的親屬作為安慰的對象。不妨看看曾經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事。1991年，一名中國留學生盧剛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射殺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長和一名中國留學生，慘案驚動了中美兩國。但更讓人震撼的是，慘案發生之后的第三天，被槍殺的副校長安·柯萊瑞的家人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信件，信中寫道:“當我們在悲傷和回憶中相聚一起的時候，也想到了你們一家人，并為你們祈禱。因為這周末你們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驚……我們知道，在這時會比我們更感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愿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這樣，我們就能一起從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同樣，在2007年的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留學生趙承熙射殺了32名師生然后飲彈自盡，他和他的家長也得到了眾多陌生人的寬容與安慰。

這種寬容與安慰，并非濫施同情，凸顯的恰恰是文明社會的高貴之所在，也更加反襯出犯罪分子多么反社會、反人性。這也顯示出文明社會的自信──文明，始終是比野蠻、殘暴強大得多的力量。

總之，面對慘案，我們不可能讓時光倒流，重要的是努力去愈合那些被傷害者的傷口，而這些受傷的人不僅包括學生家長，也包括鄭民生的家人。如果我們在理解死傷者家屬悲痛的同時，也能夠用愛化解仇恨，用寬容消除株連，用悲憫克制濫施報復的沖動，才更有可能避免悲劇的重演，才更能讓文明、人性的力量壓倒野蠻與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