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布置了一篇題為《老師在我心中》的作文，發現同學們都寫女老師小葉，無數驚天動地的壯舉，比起孔老夫子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和葉老師同事這么久，怎么聞所未聞？孩子們的作文編得越來越離譜了，不是老師得癌癥，就是父母死了。假話年年更新。”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以《會說謊的作文》為題，報道“中國人第一次被教會說謊是在作文中”。

這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但依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有人由此演繹:是語文老師在教孩子撒謊。從“作文在教學生說謊，作文是語文老師教的，因此語文老師在教孩子說謊”這樣的“三段論”推理看，這樣的演繹并不錯。但是，真是語文老師在教孩子撒謊嗎？我并不這么看。

本文文首的一段話，是一名小學語文教師說的，如果他是教孩子撒謊的老師，那么，他肯定不會為孩子文章中出現那么離譜的假話而感到驚奇，而會為自己的“教育成果”而驕傲。除非，他本人一邊在批評孩子在作文里說謊，又一邊在教孩子說謊，也處在雙重人格的困境中。

誠然，有不少語文老師在教孩子作文時，一直引導學生主題明確、中心思想正確，要用怎樣的詞匯，要舉怎樣的事例，要有怎樣的細節，但這不是他們樂意為之，而是迫不得已。不這樣要求孩子寫作文，在全年級、全校、全區縣的作文統一閱卷中，學生們就不可能得高分；不這樣要求孩子寫作文，不少學生在作文中流露出一些“不好”的思想、“灰暗”的情緒，“不光彩”的事例，這就不是得低分的問題，而有可能是老師教學不合格、涉及飯碗的嚴重問題。

確切地說，語文老師在評價什么是好作文上，沒有任何教學自主權，他們不過是按照學校領導以及教育官員們的要求，在教孩子寫大家愛看的作文而已。什么是大家愛看的“作文”呢？不妨以幾個現實事件為例——

今年3月30日早上6時30分許，河南確山縣農民彭公林因購買假水稻種子損失慘重，在長達半年時間里索賠無果，而在該縣種子站大院內自縊身亡。假如以“你是這位農民的親人，你怎么看待這一結果，并給官員寫封信”為題（當然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發生的）要求學生作文，學生們該怎么寫呢？是寫死者家屬情緒穩定，還是寫情緒十分沖動，難以控制呢？如果以不說謊為基本要求，應是后者，可如果以領導們眼中的“好作文”來評價，就極有可能是前者——你看，據媒體報道，“目前死者家屬情緒穩定，相關部門正在積極與家屬協商善后處理事宜”。

最近，福建南平市下轄的建陽市求知園作文班給學生們布置了一篇作文，題目是“選擇給鄭民生或受難者家長或受害小伙伴寫一封信，也可以寫感想……”這是一個很好的作文題，直接來自生活，不回避社會熱點，老師也沒有要求孩子怎樣發表感想，也就是說，可以暢所欲言。

可有一名學生在作文中寫道:“我看著那些無辜的小伙伴受到傷害，我就想把你碎尸萬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殺那些貪官，你怎能殺掉這么多可愛的孩子……”這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認為這暴露出社會問題、教育問題和學生的不良情緒。從社會學角度，確實可作這樣的解讀，但是，這樣的評論不是在告訴孩子們，寫作文時“悠著點”，不要信口開河嗎？我不知道這篇作文會得幾分，他的分數是不是會比另一篇寫著“罪惡流過了你的心澗，沖動是你的弱點，相信你殺了8個學生現在一定非常的后悔“的作文低？

把作文撒謊的責任歸為語文教師，是不妥當的，甚至會誤導語文教育改革——大家會以強調師德、要求老師“講真話”、或者要學生宣誓誠信等方式，來“解決”說謊教育的問題，而真正的問題卻被回避。那就是，在學校教育里，教師們是否有充分的教學自主權？能否按照基本教育常識，對學生進行從教育視角出發的評價？

如果教師沒有教學自主權，教學效果由行政部門檢查，而不是由教師委員會評價，那么，他們的教學難有自己的靈魂，連自己的話都不能說，也就更別說區分真話和假話了。這就是現代學校制度中，要求學校自主辦學、校本管理，教師有教育教學自主權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