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水男子周某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卻多次揚言傳播病毒，對他人進行威脅、恐嚇，還一直對家人隱瞞病情，并先后與兩名女子發生性關系。（《錢江晚報》2010-4-28）

常識告訴我們，艾滋病患者不一定都是生活放蕩惹的禍。不少患者本身也是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傳染上了艾滋病，他們是受害者，他們是無辜的，值得同情的。當一個人無論什么原因患了艾滋病，最理智的就是接受治療，并主動跟他人保持必要而適當的距離，避免讓他人受到傳染，這是一個人應該具有的基本道德標準與行為標準。如果患者這樣做了，就不僅是值得同情的，還是值得尊敬的，因為，患者雖然在生理上生了病，但是在精神上，在道德上，仍然是一個健康的人，在今天，精神與道德的健康不是比身體的健康更可貴嗎？

周某恰恰不是這樣的人，當他發現自己患上了艾滋病之后，不僅不告訴家人，繼續跟妻子過夫妻生活，也不采取必要的保護妻子免遭傳染的措施，還想方設法去搞婚外戀，只因為跟自己的岳父有矛盾，就不顧起碼的人倫，多次跟岳父發生沖突，在跟岳父發生沖突之后，還將因為打碎汽車玻璃而導致手受傷流出的血往他人身上涂，所有這些可怕的舉動，都是想要將自己的艾滋病傳染給他人，包括自己的親人。這樣的舉動，只能說明，周某在精神與道德上患的“艾滋病”比他身體上的艾滋病更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這種病入膏肓的“艾滋病”就是極度的自私與冷酷。

也許有人會為周某的這種極度變態行為尋找出一些社會的原因，如果一定要找，當然也是可以找到的。只是周某的這種做法，只能說明他是深深地中了“寧愿我負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負我”的病毒，而且已經不能自拔。他的經歷中并沒有別人故意傷害他的記錄，按正常的邏輯來說，他是不應該做出這樣的選擇的。一個人的道德觀念與行為準則是要受許多因素影響的，但那些都只是外因，關鍵還是要由個人自己來起決定作用。人們可以有很多種對待自己與他人的行為標準可供選擇，他選擇了這種最可怕最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標準，只能說明他的價值觀出了大問題，患上了精神與道德的“艾滋病”。

既然周某的行為不僅遠遠超越了道德底線，這種極度變態的破壞行為還觸犯了法律，那么受到法律的應有懲罰就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對那些跟周某一樣患了道德“艾滋病”者的一個警告。

當然，如何來避免周某這樣的怪胎的出現，就是社會應該思考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