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務院批準，由監察部、人社部、公安部聯合公布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紀律條令》將于6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規范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紀律以及對違反紀律行為給予處分的部門規章。當然，“條令”最引人注目之處并不僅僅在于它的開創性和系統性，還在于它在處罰上的剛性。比如，“條令”不但設定了76種具體違法違紀行為，還分別規定了這些違法違紀行為應適用的處分。

在現代國家，警察是與公眾打交道最多的執法人員，警察的形象就代表著政府的形象。中國長期處于權力本位的管制意識之下，特權觀念影響深遠。而中國已然邁入千年未有之大轉型，新的時代尊奉法治為政府運行的基本規則，權利本位意識在社會層面日益生長。當特權觀念遇上反彈后的公民權利，矛盾與沖突難以避免。以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等形式為公權力設定運行的軌道，有助于社會新秩序的構建與維護，也有助于避免警察權傷害民眾利益，從而真正做到服務于民。

于此次“條令”的頒布之前，不乏各色“禁令”。如中政委的“四禁令”，公安部的“五禁令”，還有專門下發的“禁酒令”等等。地方公安部門下發的類似“禁令”就更多了。從特征上來說，“禁令”多屬于因應某一時段違法違紀行為多發的態勢，臨時針對特定現象進行刻意強調。“禁令”并不能替代規范本身，要做到令行禁止，也還亟待規范的跟進。

如我們所知，大凡法律規范，無一例外地應包括行為模式、條件假設和法律后果這三要素。以“禁止性規范”為例，通俗地解釋就是，不僅要禁止某類行為，還要假設發生了禁止的行為，法律將給予何種懲治。一味言禁而無責任機制跟進，“禁令”也就成了沒“牙”的病虎——其觀賞價值遠甚于實用價值。近年來，令雖行但禁不止的情況時有所見，責任機制的缺乏應是重要原因。

要管住警察權，就得在警察的身邊埋伏一只有“牙”的老虎。“條令”對于處分的具體化和剛性化，可視為給各色“禁令”安上了“牙”。由監察部、人社部和公安部一起聯合制定并發布，這意味著對違反“條令”的處分不再是公安部自個的事，從而在規范上能有效防止一些地方公安部門將法定的處分當作“家務事”。現實中，多少違反禁令的責任人，都在“下不為例”、“罰酒三杯”中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當然，“紀律條令”實現的是行政責任。對于警察而言，實則面臨著一個整體的責任體系，既包括組織責任、行政責任，也包括民事責任、刑事責任。這些責任機制各有適用范圍，相輔相成卻不能相互替代。從違法行為預防的角度來觀察，組織責任和行政責任應該更多地立足于對輕微違法的規范，通過及時發現和懲處輕微違法，來達到預防更嚴重的違法甚至是犯罪行為的發生。而一旦構成犯罪，就得交由刑事司法來追究。此時，不論是組織責任、行政責任還是紀律責任，都應退居刑事責任之后。

現實中，行政凌駕于司法之上，紀律處分替代刑事責任的亂權、濫權行為并不少見。在“條令”頒布之際，不妨再敲敲警鐘。比如“條令”第十一條專門針對刑訊逼供規定了“開除”等處分。作為刑罰的補充，開除是必要的。但“開除”處分絕不能作為刑法上“刑訊逼供罪”的替代罰則。“條令”不是警察的“金鐘罩”，“條令”應該也只能是警察的“高壓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