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呂梁臨縣農民馬繼文上訪反映自家土地被強占，沒想到被判“敲詐政府”獲刑3年。當地政府稱，馬繼文多次上訪，“索要賠償150萬元，至少不低于80萬元”。(5月6日《中國青年報》)

由于此案件目前還在審理之中，具體細節我們無法置喙。但這并不妨礙我們跳出未定的細節，結合對當下社會頻頻發生的同類事件，進行追根溯源的深刻思考，去發現問題的本質。

事實上，以“敲詐政府罪”而獲刑的事件，這并不是孤例。在過去兩年，河北滄州就上演多起農民被指“敲詐”政府案，至少4名農民因到北京反映訴求被認定敲詐法院或政府而獲刑；還有河北邯鄲農民張建軍，為了合理合法的征地與補償而苦苦上訪，可當他終于拿到兩萬元補償款的一年后，卻因此獲“敲詐政府罪”而判刑四年。此外，還有一些“誹謗政府罪”在性質上也如出一轍。

在這里，有必要對這些法律概念進行解釋。所謂敲詐勒索罪，在我國刑法中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不僅侵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還危及他人的人身權利或者其他權益。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采用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財物的行為。這里的威脅，包括對被害人及其親屬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進行威脅，威脅行為只要足以使他人產生恐懼心理即可，不要求現實上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

在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敲詐勒索罪是要有被害人的，除了侵犯所有權，還危及他人的權利或權益。于是，問題就出來了，政府機關只是行政主體并不是自然人，也非法人機構，它無法作為被害人的主體，更沒有權利或者權益了，有的只是被授予的為人民服務的權力。此時，就算一些人有了向政府的敲詐勒索行為，作為政府一方，完全可以不受脅從，置之不理(反而那些受脅從的地方政府，才可能會有問題)，而如果行為人還繼續此類行為無理取鬧的話，就可以對之采取司法手段了，以危害公共安全、妨礙公務等罪名進行拘捕。但是無論如何，都無法構成“敲詐政府罪”的，因為敲詐勒索總是要讓被害人及其親屬感受到了恐懼，而政府是不存在“生命、身體自由”的，所以不能說讓政府感覺到了恐懼。

此外還有“誹謗政府”等罪名也是不應成立的，因為它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情節嚴重的行為，犯罪侵犯的對象也主要限制在是自然人。

因此，現在可以很明確地得出結論，政府是不會被輕易“敲詐”、“誹謗”的。但是為什么這樣的罪名屢屢出現呢？這無非就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約束和制衡，然后成為踐踏公眾權利和利益的脫韁野馬，一步步地撕裂公民的司法防護線，這個時候，整個社會應該要重申這樣一個法律常識，然后形成基本的共識，才不會讓如此可笑卻又可怕的罪名再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