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鄉村淪陷”并不止于過去有論者所描述的：農田干涸、雜草叢生；老弱病殘、了無生氣；官商合謀、掠奪資源……從而導致整個鄉村頹敗困頓。接二連三的鄉村事件，傳遞出的多是帶有悲愴意味的鄉村氣息。所以，與其說是千余村民下跪，莫若說是淪陷的鄉村在下跪。

原市長孫明去職，遼寧莊河“千人下跪”事件并未就此終結，村民們關于分配征地補償款、村務公開的兩個主要訴求，至今尚未如愿，而且，征地補償款以及村干部腐敗問題仿佛越挖越深。有村民表示，“我們不管是市長下臺還是誰被抓起來，我們考慮的是以后的生計。問題如果不解決，那就只能走到哪兒跪到哪兒了。”(5月8日《南方都市報》)

“千人下跪”灼傷了輿論，跪翻了市長，但洶洶的輿論并沒有讓下跪的村民“站起來”——早就被寫進法規條文的村務公開依然遮蔽著；被憲法定義成“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的當地村民委員會，依然與村民隔膜甚至斷裂著；村民討要的“兩個活命錢”(征地補償款)，在從近1.5億元的撥付數字驟縮為380萬村集體存款余額后，依然沒有著落……在這起事件中，村民權益幾乎被完全架空、掏空，更讓我們反思，在莊河下跪的到底是百千村民還是整個鄉村？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下跪事件發生前，絕大部分下跪村民所在的海洋村，在當地媒體的報道中是一個創造了“海洋神話”的富裕村莊，是全國知名的養貝村，遼寧省的文明村、小康村，大連市的經濟十強村。這樣一個耀眼光鮮的外表下，是海洋村在向社區轉變過程中，“賣山賣海”沒有征地補償；是已經停職接受紀委調查的原村委會主任，家族產業頗豐，僅好車就擁有數輛；是村委會要求村民入股辦貝類養殖場，“掙錢是管理層的，賠錢是集體的”……

如此比對之下，或許能夠得出一個模糊影像：表面上看，在“經濟決定論”的誤區中，海洋村一片風光，商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標簽累累，而內里卻是只有少數人踏上了小康之路，大部分村民的法定權利被架空，積蓄被掏空入股，在不斷喪失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同時，征地補償無從談起。局限來看，這是村民權益問題，深層來講，這更像是一種“鄉村淪陷”——從權利到財富高度集中于小集體手中，大部分村民無奈淪陷于底層。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鄉村淪陷”并不止于過去有論者所描述的：農田干涸、雜草叢生；老弱病殘、了無生氣；官商合謀、掠奪資源……從而導致整個鄉村頹敗困頓。富裕如海洋村遠近聞名，表面上經濟指標充滿活力，村民卻依然要蒙受貧困之苦，這更加劇了人們對“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這句話的猜測與想像。從前一段時間“杯具門”背后的征地補償款糾紛，到“千人下跪”事件，接二連三的“鄉村故事”，傳遞出的多是帶有悲愴意味的鄉村氣息。所以，與其說是千余村民下跪，莫若說是淪陷的鄉村在下跪。

在輿論的旋渦之中，一個人的權益被侵犯容易糾偏，而一個群體的權益被踐踏，往往是輿論力所不逮的。正如有學者指出，資源貧瘠、環境惡化、黑惡勢力盛行、權錢勾結等鄉村淪陷現象，雖有多種因素促成，但缺乏真正民主的、有效的、以村民共同體自治為基礎的鄉村治理，乃決定性因素。“千人下跪”事件再次敲響警鐘：在鄉村基層，如何真正還權于民，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沉重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