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建議北京借鑒倫敦的做法，研究實施收取交通擁堵費，引來網上熱議。我寫了篇文章支持他的立場，認為按現在機動車的增長速度，不僅是北京，就是其他大城市甚至中等城市，收擁堵費也是早晚的事。晚收不如早收。

當然，收擁堵費僅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治理公車。早在2006年，北京的公車就過了百萬。公車泛濫，你收擁堵費人家那里能報銷，最后城里就很可能成了公車的天下。所以，解決堵車問題，政府應該自己帶頭。

按說，在中國這個行政權力相當集中的國家，治理公車屬于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政府有決心。比如，能否在公開聽證的前提下，嚴格限定公車的數量？又比如，現在用公車接送官員上下班的現象比較普遍，那么，能否在這一方面做些改變和突破？如果官員上下班或開會不用公車接送，公車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一般的單位，也許一兩輛公車就可以了。如此一來，對緩解城市交通壓力，無疑會有幫助。

我過去曾寫過幾篇文章，介紹美國的政要使用公交的情況。比如前馬薩諸塞州州長、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現紐約市長布隆伯格等，都曾帶頭擠公交。騎車上班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例子，中國的官員是否可以借鑒參考一下？

只有當領導的帶頭擠公交，對下面才有震懾作用，濫用公車的風氣才能剎住。另外，乘公車上班，更能幫助領導體會民情，檢查其政績，并加強其為政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理由有兩條。

第一，魚肉老百姓、只顧給開發商開路的領導是不敢乘公交的。他治理不公，在公交上就會被老百姓堵住。最近我研讀歷史，發現中世紀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歐洲治理得最好、也最發達的地方是幾個商業城市，比如阿姆斯特丹等。其中一大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非常“親民”。中國古代官員出行前呼后擁，還有人開路。當時阿姆斯特丹的政府官員，在街上走著就能碰到老百姓。他哪里還敢行亂政？也怪不得，這種城市往往是最有秩序的。

第二，領導乘公交上班或開會不能準點到，這并不構成用公車的理由。這一事實恰恰向他揭示了治理的問題。如果不能保證城市公共交通的順暢方便，自己乘公交不能準時，城市還怎么運轉？因此，擠公交給領導改進自己的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刺激：你把城市治理得越好，交通越舒適順暢，你自己的日子就越舒服，比如早晨上班可以晚出門半個小時。中國古代政治理想講究“與民同樂”，也正是這個道理。

基于這兩點理由，地方政府應該帶頭自我約束，對公車數量加以限制，并接受輿論的監督。同時，官員能否放棄使用公車，也不妨列為政績考察的一個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