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警方日前通報了富士康“第十跳”的調查結論。警方稱，經民警現場勘查，確認死者系自己跳樓導致死亡。據警方了解，死者脾氣暴躁，生前欠下賭債數千元，遭到敲詐勒索，揚言報復并流露出輕生的念頭。（5月23日《京華時報》）

毋庸諱言，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博弈，如果沒有勞動者權益的伸張以及政府的約束必然會導致勞資關系的不對等、不和諧，甚至是強烈的沖突。諸如勞動者條件、報酬、勞動時間、收入增長、社會保障等勞動權利的有法不依，利益分化與訴求不暢必然會導致勞資之間矛盾日益加劇。自媒體連續曝光以來，富士康已進行了諸如設立關愛室甚至請高僧做法事等補救嘗試。

媒體援引一位富士康員工的話說：“如果用工方式、管理方式不變，富士康還會發生‘連跳’”。這就無異于說，富士康管理模式至少也存在一定問題。

為什么一個薪資不低，又免費提供食宿的公司，員工會大量流失，每月多達2萬人呢？員工自身原因，是否也應引起關注？恰在這一點上，媒體欠缺分析。以第十跳的員工南剛為例，他是富士康的一名物流人員，工資每月一到兩千。事發前一天，他曾告訴同事手機被搶，因而心情低落。加之欠人賭債、被人勒索、戀愛失意、親人離家，這會不會是自殺的原因呢？理性地說，自殺是行為人的一個自主選擇，由此帶給親人的傷害和痛苦，理應受到應有關注。只可惜這方面的關注，常淹沒在同情和善后的處理之中。正是這種淹沒，成為“N連跳”的推力之一。

我無意為客觀環境開脫，誰該負什么責任，公道自在人心。但不能把“溫度”當成雞仔孵化的內因，內因還是雞蛋。內因永遠是根本，外因只是條件。故此，不能放過自殺的“真兇”，不在“真兇”上解決問題，只在外因上采取措施，并不能走出自殺泥淖。比如“新生代”外來工，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生活磨難又相對較少，因而夢想與現實的落差，更容易使他們“忍無可忍”。又加之缺少處世的經驗和生存的技巧，很容易走向極端。所以，除了從制度層面創造條件，促使他們尊嚴地生活以外，還要提高他們生存的能力，包括抗打擊的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對他們的脆弱，實在不值得過度憐憫——過度憐憫，只會產生誤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