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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針對美國女性每四個人就有一個遭受過性強暴的事實，美國學者蘇珊·格里芬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強奸：全美國的罪行》(Rape：The All-American Crime)。在這篇文章里，格里芬指出強奸雖然是極少數男人犯的罪行，但是恐嚇的卻是每一個女性。生活在強奸社會里的女性，時刻生活在恐懼里，不得不服從男權制的統治。強奸，本質上是男權統治女性的武器。

格里芬認為，無論男女，任何一個對強奸默許、不抗議、不力爭改變這種狀態的人，就是恐嚇女性、迫使女性服從的幫兇。面對強奸而沉默的人，是這種罪行的間接的參與者。格里芬因此憤怒地說：“強奸：全美國的罪行。”

看了5月21日《南方都市報》刊發的調查報道《山木王朝：性侵害疑云中的山木集團調查》之后，我怒火滿腔，耳邊立刻響起的就是格里芬的名言，忍不住大聲地喊出來：強奸，全中國的罪行！

山木這樣的強奸犯居然多年擔任“教育集團總裁”，并在其公司采用法西斯的洗腦、恐嚇、傷害等管理方式。這是對中國教育的巨大諷刺。那些在山木集團里靠性關系提升的人，那些知情不報者，甚至那些被傷害的也不舉報者，是山木得以成功的原因。

我們的社會，多年來面對強奸，大多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很多人還對被害者表示懷疑，如報道中的那個警察。這樣的沉默就是縱容，這樣的沉默者就是幫兇。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不站出來反對強奸，要求停止對女性的暴力，改變全社會對強奸的態度，我們就是傷害每一個在恐懼中的女性，就是幫助罪犯嚇唬你的姐姐妹妹母親女兒妻子。

改變社會對強奸的態度，第一步，是明確地意識到強奸是男性對權力的濫用。強奸是男性用自己的力量對女性的威逼。雖然強奸是極少數男人的罪行，表達的卻是父權制絕對男性的權力：對女人控制和統治的權力。山木的所作所為，集中體現了這一點。他用強奸作為武器，控制要逃脫他控制的女性，而且非常成功。他居然還成為我們這個社會成功的楷模。他的成功是我們這個社會黑白顛倒價值混亂的完美例子。

第二步，堅持被強奸的受害者無罪。被強奸的女性，你沒有責任，你沒有罪過，你無辜而清白。你雖然被強奸了，你的身體和內心仍然都是清白而干凈的。受害者不為犯罪者承擔責任。搶劫犯搶劫了一個老人的錢包，你沒有理由責怪老人帶著錢包。一個女性被強奸，僅僅因為她是一個女人，有女性的生殖器官。責備受害者，毫無邏輯，毫無道理。

受害者舉報被強奸，應該被看成是勇敢、有勇氣的英雄。在強奸社會里，需要極大勇氣，一個人才能對犯罪者大聲而公開地說不。我常常想男權社會的本質就是欺負人類的另一半——女性。女性遭到欺辱，恥辱的應該是犯罪者，應該是對犯罪者沉默卻對受害者指手畫腳的人。站出來舉報的，是我們中的勇者，應受到社會的傾慕。

第三步，學習強奸的政治和歷史，組織反強奸的活動，防止強奸的發生。我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曾多次參與組織“如何認識強奸”學習班、“把夜晚拿回來”等活動。這些活動是通過宣傳、游行等大規模的集體活動，制造反對強奸的輿論，引起公眾對強奸的重視，反對對婦女的威脅和傷害。在夜晚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里，男女學生們手拉手走在街上，呼吁把夜晚還給女性，創造女性安全的環境。在美國的每個大學的校園里，公私機構的路邊樓道里都有緊急報警系統，給遇到突發事件的女性以幫助。

我們也該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