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美國華爾街的次貸危機最終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機，在投資、出口、內需三大推力下的中國經濟，由于過分依賴出口受到沖擊，不得不靠擴大投資、拉動內需加以提振。然而，在社會分配差距拉大，屬于最大消費群體的普通居民收入明顯偏低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困難重重。于是，通過改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一般民眾的收入水平成為當務之急。

在上述背景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正在制定中的《工資條例》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乃至被一些人認為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標志性舉措。一度有消息稱，該條例年內即可出臺。然而，國有壟斷企業對《工資條例》不“感冒”。一位參與《工資條例》制定的人士近日向媒體透露，除了專家學者、普通職工等社會各階層對《工資條例》可行性表示疑慮外，主要遭遇了來自壟斷行業央企的極力反對。壟斷行業的央企認為，他們的企業福利部分不應該計入到工資收入，否則納稅和社保繳納的工資基數太大。由于阻力重重，參與條例制定討論的學者透露，《工資條例》即使進展再快，也難以在年內出臺。

在2008年發生次貸危機后，美國大批中小銀行倒閉，出現大量壞賬的華爾街金融機構不得不靠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注入資金保持運轉和抵御風險。然而，當年底，華爾街金融高管們卻對自己進行巨額分紅。此舉，引起美國總統奧巴馬強烈斥責，2009年4月10日，世界銀行主計官兼戰略與資源管理副行長法耶澤爾?喬杜里應亞太財經與發展中心之邀，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作演講時說：“我個人認為有一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經高到不道德的程度......”

國有壟斷企業為什么會對《工資條例》極力反對呢？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企業福利部分不應該計入到工資收入。這大概也算是一個理由，但絕非根本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維護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即在普通居民眼里“天價”的薪酬及無法企及的福利待遇。目前，我國基尼系數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0.3警戒線，即貧富差距過大、分配不公，主要原因在于一部分人利用權力進行財富掠奪，一些民營企業通過違法手段牟取暴利，國有壟斷企業管理層以董事會的名義為自己設定天價薪酬。國有壟斷企業最高管理層年薪二三百萬，有的甚至超千萬，而全國普通職工年收入二三萬元，相差幾十倍、上百倍，更不要說城鄉7000多萬低保群體只能得到平均每年1680元貧困線標準了。

近年來，國有壟斷企業年薪過高廣為社會詬病，國資委幾經調研，又是表態，又是發文，開始提出150萬、130萬上限，不久又說280萬不算高，一會稱國企高管平均薪酬不超過80萬，一會兒又稱60萬，最后公眾對此已產生了置疑疲勞，不得不沉寂下來，而國企高管的薪酬照樣有增無減。國資委暨各家國企高層給出的理由是“與國際接軌”、“留住人才”等等。人們不禁要問：國有壟斷企業高管薪酬“與國際接軌”，經營上“接軌”了么？陳同海、王雪冰、張恩照、王益這些“企業家人才”離開國企進了監獄，企業利潤不是照樣有增無減嗎？

當然，《工資條例》的難產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在工資的定義、調整范圍、決定及增長機制及工人加班工資基數、政府調控職能等方面仍存在諸多爭議；在勞動市場基本屬于資方市場、工會缺乏獨立性的背景下，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難度很大；勞動者在權利無法實現時如何獲得救濟，也是一個待解的難題，等等。

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是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問題提出的目標之一，而正在醞釀出臺的《工資條例》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載體。但愿國有壟斷企業能夠從大局出發，舍得割肉，切不可成為中國“不道德”的“華爾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