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可能隱含的風險正在引起監管層的重視。銀監會召開的2010年第二次經濟金融形勢分析通報會議上披露的數據顯示，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38萬億元，2009年凈新增負債約3萬億元，預計2010年和2011年后續貸款約為2萬至3萬億元，2011年底余額約達到10萬億元。負債總額相當于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161.35%。（《中華工商時報》6月3日）

目前，我國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據媒體披露的情況看來，大致是地方政府成立了“融資平臺”，即設立了一些投融資公司，以公司的名義向銀行或其他機構舉債，故而這些債務目前尚處于隱性狀態。

形成地方債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融危機以來，政府實施了急劇擴張的財政政策，推出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上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配套，這是2009年地方政府債務快速增長的直接原因。但是，地方政府事實上并不具備相應的財力，1994年我國實行了分稅制改革，財權上收到上級政府和中央政府，而在事權的劃分上，大量的公共事務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擔，地方政府必須為地方的經濟社會事業發展負責。財權的上收和事權的下放，造成了地方財政的困局，這一點已然成為共識。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承受地方發展的壓力，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政績考核體系中，影響官員升遷和提撥的主要指標還是經濟發展指標，為了做大地方GDP獲得提撥機會，地方官員有強烈的內在激勵來獲取更多的資源以發展經濟。在財力受限時，地方政府為獲取發展資金，就只有兩個途徑：舉債和土地財政。這幾年強制拆遷愈演愈烈，也是受財力窘迫所驅使。這種狀況中央政府當然是很清楚的，但由于中央政府并沒有在財力分配上給予地方足夠的支持，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默許了這種狀況的存在。

地方政府敢于拼命舉債，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約束機制的缺位。過度的舉債應該受到預算的約束，媒體披露的消息表明，政府舉債獲得的資金并沒有進入到預算之內，而是在預算外運行，故而得以免于預算的監督，而且目前地方人大對政府預算的監督能力事實上很弱。目前地方主官實行異地任職制度，官員任職期限都很短，地方債務自有后來的繼任者來承擔。凡此種種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幾乎成了一個幾乎不受約束的無限公司，導致了地方債務毫無節制的膨脹。

基于同樣的原因，地方政府投資的效率是不高的，目前尚無數據來判斷是否已經形成了大量的壞賬，但地方債務所衍生的金融風險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被解釋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原因。這一理念是應該反思的。只有資源的優化配置才能實現良性的經濟發展，而資源優化配置要求投資主體對投資后果負責，此為鐵律。如果如地方政府一樣，舉債投資卻無須為經濟后果負責，固然可以實現短期的增長，但卻是以資源配置惡化為代價的。

破除這一困境恐非朝夕之事。長期來看，還是要理順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權責劃分；而短期內可以著手的，是做實地方人大，完善人大對預算的監督職能。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