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班最多達到88人，坐在外側的學生“上課時只能斜眼看黑板，因為反光看不清板書，只能聽”，這并不是教室不夠用，而是因為部分教室被挪作他用。

在江西樟樹市，原本屬于應屆高三學生的教室被嚴重擠占，多所公辦中學違規開設高三復讀班，每個學生最多收費1.2萬元；或把教室出租給校外培訓班使用，收取租金。這不僅讓人詫異于這些學校的公然違規，也讓人感到一股“財氣”撲面而來。

學校辦成了“學店”，類似現象不止江西樟樹一地獨有。近年來媒體不斷曝光的一個學生10套校服、班主任商店、高昂贊助費、擠占公共教學資源的“補習班”“研修班”，都折射出“教育產業化”的變異和教育“去商業化”的嚴峻性。

客觀地說，學校有點“產業”，兼顧一下“效益”并非一無是處。經營任何事業都需要核算“投入”與“產出”，學校也概莫能外。西方許多大學校長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到處“化緣”、募集資金。對于我國的許多公立學校而言，在政府投入尚不充足的前提下，適當搞點“經營”本無可厚非。

然而，遵從經濟效率原則，并非要拋棄教育公益性和社會效益的目標；肯定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對教育的“經濟學覺醒”，并不意味著學校可以全盤商業化或公司化運作。當然，更不允許學校為了追逐利潤，公然違背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

就江西樟樹中學來說，它不僅挑戰了國家“公立學校不允許辦高考復讀班”的規定，同時也違反了江西省“普通中學每班為50人”的政令。而相關學校領導對資金使用含糊遮掩的回應，更令人疑竇叢生：這些收來的錢流向了哪里？是否取之于學生、用之于學生？背后有沒有腐敗存在？

除了違背學校本質、損害教育公平之外，教育過度商業化的危害還在于，當一個學校醉心于追逐利潤時，教育道德和教師師德也會因此突破底線。一些大學里盛行的導師老板化、教授走穴熱，甚至論文抄襲，莫不與此有關。“有一次，老師還讓我辦個包月，說只要交納200元至300元，就可以天天遲到。”前不久爆出的“遲到包月”雷人新聞，更讓人看到，某些教育從業者是如何斯文掃地的。而當學校從“追求真理的場所”變為“追求利潤的場所”，在世俗功利的社會里狼奔豕突，很難想象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會是什么樣。

當然，學校的“去商業化”不能止于道德批判，或者把板子全打在學校身上。在這方面，首先要確保教育經費足額投入，不給學校巨大的“創收”壓力。作為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國家必須承擔起根本責任，就目前而言，就是切實落實占GDP4%的教育經費投入；其次，對于學校的“創收”行為，有關部門需要嚴密監管，看看是否違反了相關法律和政策，是否把公共的教育資源私人化、富人化；再次，對于學校的創收所得，要加強審計，防止“清水衙門”出“腐敗蛀蟲”，這不僅能確保資金的使用，同時也可以打消某些“校官”的創收經營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