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昨天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我國中間階層個稅負擔沉重，成為制約收入增長的一大原因。

中國經濟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總體上看民眾收入水平有了顯著提高，但收入結構卻呈現“金字塔”型，先發國家普遍存在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并沒有形成。目前經濟二次探底的預期正在浮現，歐洲經濟的衰退、歐元的不斷快速貶值將對中國的出口形成巨大阻力，勞動力供求格局的逐漸逆轉將削弱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在此情形下，再加上人民幣緩慢升值的預期，未來的中國經濟將不得不轉向以內需支撐增長的模式。

擴大內需，首先必須擴大居民收入。而作為一種共識，實際稅負過高已成為制約居民收入增長的關鍵原因之一。這幾年的宏觀數據表明，我國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僅在18％左右，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表面上來看，總體稅負水平的確是不高，可是，這一數據與民眾的心理感受有很大的差距，可能的原因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隱性稅負沒有進入稅負核算體系。先發國家都將社會保障列入稅收，稱為“工薪稅”。我國居民和企業繳納的社保支出則沒有納入稅收核算體系，如果加上超過1.3萬億元的社保支出，宏觀稅負將上升為23％。先發國家除了稅負以外，非稅負擔很小，但我國存在大量的“費”，最大的一塊就是土地出讓收入，這一塊事實上通過房價轉嫁給了民眾。另外，由國家直接控制的中央企業的盈利能力這些年來不斷增強，央企所從事的主要是壟斷性行業，這些企業的盈利事實上也構成了民眾的負擔，而且央企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財富消耗黑箱。如果把這些實際上由民眾負擔的支出加入到稅負之中，據陳志武教授和高培勇教授的估算，宏觀稅負可能在40％以上了，這就超過了先發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

第二，微觀稅負結構不合理。微觀稅負是看到底哪些人在承擔稅負。就所得稅而言，眾所周知，作為直接稅的所得稅，主要是由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階層負擔的，富人偷逃所得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實。另外，由間接稅形成的稅負不公平并不為人所熟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等稅種，是以間接稅的形式向居民征收的，這一塊占總稅負的60％以上。間接稅具有隱蔽性和可轉嫁性，表面上看起來是由企業繳納的，但實際上最終是包含在商品價格里面轉嫁給了消費者。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中用于消費的比重，遠高于高收入階層，這就造成了收入越低，所承擔的間接稅比重就越高的效果。這在本質上是一種“累退稅”，即收入越高，繳稅比重卻越低。此外，資產性收入如炒股、炒房所得，目前是不征稅的，我國迄今也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凡此種種，使得微觀層面上富人所承擔的稅負水平與其占有的財富比例并不對稱。公平的稅負結構應該是“累進稅”，即富人應該承擔更高的稅負比重，這樣才有助于拉平收入差距，形成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

從先發國家的經驗來看，橄欖型社會結構和國家的發展互為因果，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廣大的中產階層，而中產階層的不斷壯大又推動了國家的發展。國家的長治久安依賴于一個對未來生活有美好預期的中產階層的形成，這個階層容納的人口比例越多越好。有消息表明，決策層正在醞釀“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一計劃的推行對于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擴大內需，都顯得至關重要，但降低稅負水平、完善稅負結構，是在推行這一計劃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問題。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