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難求、貧富懸殊”，可算當下兩大頑疾。下面一則新聞，則將這兩個問題“一網打盡”：武漢今后將不再成片開發經適房，以后無論開發什么樓盤，都將采用富人與窮人混居的方式進行。此舉被認為有助于消弭窮富之間的心理隔閡。

在新聞寡淡的端午節，這條毫不起眼的連導語在內不足三百字的消息，竟引來強烈關注。而它甚至不算“新聞”——關于“貧富分居、貧富混居”的問題，數年前就曾引起過廣泛討論。極具爭議性的，是任志強力挺“富人區”“先富帶后富”的觀點；隨后，各地也出臺過各式政策，或明或暗地支持過“貧富分居”或“貧富混居”論。只不過公文行文稍顯隱晦，不如任大嘴那般招搖罷了。

而實際上，不管你承不承認，在“北上廣”等大城市，任大嘴力挺的高檔“富人區”，早就是既成事實，他不過又說了句不討人喜歡的大實話而已。同樣，不管我們感情層面是否抵觸，這種“同城差異”現象背后，肯定存在豐沃的現實土壤。

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是，無論社會怎樣發展，成員間貧富差距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既然人們收入和支出、消費和投資能力存在明顯差異，那么開奧拓還是開奧迪，啃窩頭還是吃燕窩，也都由各自經濟能力決定，很好接受。

可在住房問題上，人們更為敏感，對“貧富分居”更反感。這或是因為人們認為房屋土地、社區空間等更具公共性，在這種關乎根本的問題上，民意自是錙銖必較。此外，對于貧富分居或混居的關注，可能也早已超出簡單的居住權層面，而是指向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先富群體的社會責任等問題。這也就是武漢方面認為實施貧富混居，將有益于消除窮富群體間的心理隔閡，增進社會融洽度的關鍵所在。

所以說，貧富分居之爭或許混淆了大眾的道德感受與公共住房模式之間的界限。房產商開發樓盤，有其商業模式定位和自身利益考量，這將決定其商業行為走向。而由于一種先入為主的“為富不仁”印象的影響，在貧富分居等住房模式問題上，公眾有時也會持有一些非理性見解，而這又可能是一種群體無意識。

人們無法容忍臆想的舊社會式的“貧民窟”，而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此次武漢提出的混居概念，就可視為一種努力。而如何保證其現實可行性，則又是另一個問題——畢竟，經適房亂象下，貧富混居能否讓夾心層，讓底層民眾真正受惠，還需超強的執行力以及連環的配套政策兜底。如前所述，房老板不是慈善家，富人區更合其口味，所以在保障民生問題上，政府責無旁貸。

當貧富混居真正可行之后，最佳的城市居住模式，還應是動態的：不能是“占便宜的永遠占便宜，吃虧的永遠吃虧”，而應是在平等的發展與變動機制下，貧富之間有比較充分的流動機制。這或才是我們拋棄情感不適，理性討論之余的最終所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