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大躍進”，人們就會想起大煉鋼鐵，畝產萬斤以及人民公社。其實，那只是“大躍進”的一個方面，在文化和教育上，也有“大躍進”。教育是社社辦大學，搞把西瓜嫁接在芝麻上的科學研究，大學則大學生超過教授，一天產出多少個愛因斯坦。而文化上的“躍進”，是大爺大媽都掃盲，一夜識3000個字，成年人在一年之內，達到中專水平。進一步則是一個生產隊每年創作多少首詩歌，產生多少個李白，寫出多少部小說，涌現多少個魯郭茅巴。別說人家吹牛，就當時而論，還真有指標，也堆出不少“作品”，有的還出版了，比如《紅旗歌謠》。原來以為這種事僅僅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瘋狂，過去了，就不會有人再來。顯然，我是太幼稚了。

昨日《華商報》報道稱，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市文明辦和社科院聯合組織了個課題組，專門研究了國際化大都市的人文素質培養問題，現在培養標準出來了，其中一項是，到2015年西安的一半市民要能認500個繁體字，會說900句英語，“既要誦讀唐詩宋詞，也要誦讀歌德、普希金，要弘揚西安偉大的城市精神”。

還好，這個指標還僅僅是讓西安市民弘揚偉大的城市精神，誦讀這些中外名著，沒有像“大躍進”時期那樣，非要出產若干個李白、杜甫、蘇東坡，外加歌德普希金。但到2015年總共不過5年，一半人要識500個繁體字，說900句英語，任務也夠繁重的了。怎么實現呢？課題給我們的回答是培訓外加活動，各層次的培訓，各種各樣的活動，也就是說，在整個西安開展學外語和繁體字的群眾運動，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唐詩宋詞，一看都是繁體字寫的，人人都瘋瘋魔魔地念英語，人手一冊英語900句。不達標怎么辦？課題沒有明說，但后面的事估計歸政府強力部門了，總結以前運動達標的經驗，反正一個字：罰。只要罰的力度足夠大，目標即使不能完全實現，多少也是可能改善西安人繁體字和英語的認識程度的。

可是，我們要問，憑什么呀？我一個西安市民，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生于斯，長于斯，一個繁體字不識，一句英語不說，怎么啦？我一個殺豬賣肉的，做賈二湯包，做肉夾饃，一句英語不會說，不一樣做生意嗎？自己樂意學是一回事，不學，強迫學，憑什么？紐約是不是國際化大都市？那里的市政府，什么時候讓市民學過西班牙語，學過日語和漢語？巴黎是不是國際化大都市？那里的市民不僅不學英語，會了也不說。同樣作為文明古都的雅典和羅馬，也沒聽說市政府鼓勵市民學古希臘語和拉丁語。

西安的這個課題，據說是借鑒了國際上國際化大都市的經驗(看來沒少花錢滿世界走)，可是，這些餿點子是哪里來的呢？肯定沒有國際化大都市這么干過，如果有哪一個城市的市政府的人哪怕提了一句，恐怕人們都會覺得他不是吃錯了藥，就是腦子進水了，多半會善良地建議他去精神病院檢查。其實，這個點子，是來自咱自家的倉庫。說白了，是跟當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學的。

都說以后再也不搞運動了，但是運動一直都在搞。眼下的所謂國際化大都市，就是其中之一，別說西安了，但凡是個地級市，就有野心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建摩天樓、大廣場、寬馬路，把四鄉的大樹都搬來，四邊的水都引來，各個城市都建成了一個模樣，怎么看都像紐約。這也就罷了，誰讓人家有權呢？現在又運動到市民頭上，可憐的西安市民，對自己城市的建設，毫無發言權也就算了，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好端端的非要學什么繁體字、學英語。從前借政治的名義管到百姓的炕頭上，現在借建設的名義依舊這樣管，都設指標，搞強制。說到底，對那根管人的鞭子，該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