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檢察院日前總結出拆遷領域職務犯罪的四大特征，其中一個特征是“‘拆托’靠一塊地牟利2000萬”，看后讓人異常驚詫。（6月22日《揚子晚報》）

這個社會“托”的種類之多你無法想象，“房托”“醫托”、“婚托”……總之，有暴利的地方，制度不健全的地方，陽光照不到的地方，都活躍著各種“托”。

何謂“拆托”？據說是伴隨城市化、房地產熱活躍于拆遷領域的一群特殊人員，他們的活動類似于民事代理，周旋于政府部門、拆遷單位和拆遷戶之間，通過對拆遷單位“抬”，對拆遷戶“壓”，從中獲取補償差價，暴利程度驚人。

可以說，有拆遷的地方就會有“拆托”。但全國各地到處大搞拆遷，而網絡上僅能搜索到南京有“拆托”。是其他地方沒有“拆托”嗎？顯然不是。這是因為我們對“拆托”關注不夠造成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有必要向南京的媒體和檢察機關敢于揭露“拆托”表達敬意。

眾所周知，拆遷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一場博弈。但在現實語境中，不管拆遷人是開發商還是某些地方政府，都處于明顯的強勢地位，這是一場不公平的博弈。“拆托”的加入，更讓這種博弈變得不公甚至血腥。這是因為，“拆托”多為社會閑散人員，甚至部分是勞教釋放人員，獲取暴利的方式是恐、嚇、詐、鬧、賄。“拆托”不但加劇了拆遷領域的矛盾，增加了拆遷成本，更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從某種角度而言，“拆托”是法治社會之恥。

“拆托”之所以出現，有人總結為三個原因：一是有利可圖，即存在暴利空間；二是無法可依，即拆遷領域代理人是合法還是非法難以界定；三是有“山”可靠，即在政府部門有人脈背景。我以為，這些還不是主要原因，主因是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不平等的談判關系。

正是因為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一強一弱，給了“拆托”上躥下跳的機會。加上拆遷與補償沒有公開透明，“拆托”便有了肥沃的生存土壤。在我看來，打擊非法“拆托”并不需要去抓“拆托”，而是要完善拆遷補償法律法規，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進行公平公正公開談判。

只要補償標準透明、拆遷程序公開，“拆托”就缺少撈暴利的機會。尤其要制約地方政府權力，因為“拆托”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或者拆遷人的需要。因為拆遷人要減少拆遷成本、盡快完成拆遷，在自己不便恐、嚇、詐、鬧的情況下，就利用“拆托”來達到自己目的。

“拆托”的存在，是對公共利益的雙重宰割：一方面是“吃”拆遷人，另一方面是“吃”被拆遷人。“拆托”從拆遷人（多為地方政府）那里拿走的暴利是公共資金，“吃”被拆遷人傷害了最不該傷害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