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6月28日《新京報》報道，重慶一個叫付強的農民，他的蛙場被當地政府劃入李渡工業園區，在相關補償條件尚未談妥的情況下，遭遇強行爆破，大批蛙被驚嚇死亡。付強于是將爆破公司告上了法庭，收案法院駁回起訴的裁決。今年6月，付強的代理律師在上訴二審的法院案卷材料中，意外發現了案件一審期間李渡工業園區管委會發給法院的《公函》，該函“警告”法院“不得一意孤行”，要求駁回原告起訴，否則“將會造成原告纏訪或者上訪，并且不利于處理另外三戶養殖戶的訴訟。”并稱：“我們想，這也是一二審法院都不希望發生的后果！”

管委會明顯具有給法院施壓并帶著“警告”的語態，自然引來輿論的關注和評論。人們似乎也有理由對一審法院裁判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產生合理的懷疑。

但值得引起關注的一個“事發”細節是，這份史上“最牛公函”的曝光十分蹊蹺，因為裝訂一審案件卷宗的法官或者書記員據信一定是“不小心”出了嚴重差錯，將這份原本應該“保密”的公函及其分管院長的“批示”裝入了律師也可查閱的“正卷”之中。如果他們按照規范操作，將它們統統裝進只有“內部人士”方能見得的“副卷”之內，那么，人們就絕對不會知道在公開的法庭陳述、辯論之外，竟然還會有這么一份“牛氣十足”的函件存在，當然也就不至于發生如今這般的“麻煩事”了。不知出了這事的重慶涪陵區法院會不會真的這樣去“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如果真是如此，那人們的擔憂不僅不會獲得消解，可能會變得愈加濃重。

其實，納入案件“副卷”中的材料范圍及其保密程度，一直是我國司法改革向縱深發展后應予關注的內容。從現實情況看，“副卷”雖然嚴格保密，但內容卻十分龐雜，缺乏必要和嚴格的規范。一些有可能影響案件正常審理和裁決的“領導批示”、“協調會紀要”，以及諸如重慶李渡工業園區管委會那樣的“有關部門”意見和不宜對外的辦案人員“工作記錄”等，均被裝入其中。而且，因為其秘密性，一旦遭遇外泄，相關人員還會被追究泄密的責任，從而使“副卷”中的不合法、不合理問題被大大地遮蔽了起來，有時也會使類似農民付強那樣的“敗訴”當事人輸得不明不白，或者雖然感覺背后存在著“看不見的手”，卻始終拿不到真憑實據，更無法與看不見的“有關部門”、“有關領導”進行論理——或許，他們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真正的對手”是誰，當然，也就更不知道自己究竟輸在哪里？當他們手捧法院做出的判決書、裁定書的時候，又怎么可能做得到真正的口服心服呢？！

裁決的公信力來源于司法的公正性，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賦予訴訟雙方以平等的對抗權及對法官的影響力。所以，不讓任何一方當事人擁有可能影響法院裁決的“秘密武器”，讓整個訴訟過程始終保持公開與透明，應當成為我們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類似重慶李渡工業園區管委會那樣發往法院的“最牛公函”，不僅不應該裝入案件“副卷”去加以保密，甚至根本就不該有存在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