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關嶺縣崗烏鎮大寨村“6·28”滑坡災害目前已確認有包括30名學童在內的99名村民被埋，被埋者生存希望渺茫。據一些從外地趕回的村民稱，當地去年發現山體有開裂現象，有山頭發生了整體移動。當時一些村民聯名將此事上報，“聽說也有領導來查過，但沒有結果”。

哪怕大自然已經發出警告，哪怕村民已聯名上報，但地方官竟然不為所動。當災害以瞬間吞沒99條生命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由衷感覺到一種“有預兆，無預警”的痛楚。置身于這樣一個災難頻仍的年代，在親歷無數災難之后，我們最沉痛的寄望是，別總讓我們在災難到來之后談論災難，別總是讓我們被動地承受災難。然而事實總是，每一次災難都成為滅頂之災。那種讓眾生于災難之前可免于恐懼與死傷的預警機制，總是一再失靈。

貴州“6·28”滑坡災害之前，江西撫州市臨川區撫河唱凱堤于6月21日發生決口，羅針、唱凱、羅湖、云山、湖南等五個鄉鎮被淹。然而，直至決堤前一天，村民們還收到了當地政府的辟謠短信——“未發生決堤”。村干部解釋稱，提前通知村民會引起恐慌，出現無法控制的局面。而對6月2日廣西岑溪市和容縣接壤地區發生的造成42人死亡的泥石流事件，岑溪國土局官員稱，主要原因系受災點超出監測范圍和“群眾思想麻痹，災情始料未及”。但當地村民表示，官方早重視就不至于有事故，政府的防災工作不到位，從未要求村民撤離。

“有預兆，無預警”正在成為基層民眾面對災難的常態。我們該以怎樣慘淡的心情，來描述一些地方政府的危機處理，以及那些災難所記錄下的一切？對于貴州去年的山體開裂與山頭移動，領導來了去了，下文便是今年的99條人命。對于廣西的泥石流，身為國土部門官員竟毫無慚色地聲稱受災點超出監測范圍，并將責任推給村民，仿佛災難預警不是他們的職責所系。對于江西的決堤事故，誰能想到，此次大決堤之前夜，唱凱堤已經出現過管涌，然而官員只是在忙著發辟謠短信，其原因竟是怕引起恐慌。難道官員對民眾恐慌的懼怕，更甚于決堤之危以及生命之殤了么？

缺少了政府責任與行政道德之后，民眾只能處于只身犯險之危境。或有河流倒懸于頂，或有山體崩塌于側，每一場災難也因之成為基層民眾無法超越的苦難與宿命。一直以來，一些地質災害總是被輕松地歸因于“自然災害”，因為其中有著許多不可控的因素。我們實在需要反思：包括預警機制在內的基礎性工作的缺失所導致的民眾不得不身處險境的情景，難道不正是人為因素？

包括預警機制在內的基礎工作的缺失，使得災害像一把利刃，我們都明知它就高懸于每個人的頭頂，卻不知道它什么時候落下，落在誰的頭上。就在不久前，國土資源部發布數據指出，1月到5月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4175起，6月份我國各地進入主汛期。根據地質災害多年發生規律，6月也是地質災害的高發期。國土資源部預測，總體上地質災害發生的頻次和危害程度可能較5月份偏重或基本相當。全國10萬多處地質災害隱患點，隨時都有發生災害的可能。然而，盡管我們可以預見到這一些，卻永遠無法預防災害的“突如其來”。這才是真正可悲可怕之處。

或許，岑溪國土局官員聲稱泥石流受災點超出其監測范圍，亦是一種實情。中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殷樂平指出：“現在查明的地質災害隱患點都已初步建立群防群測網絡，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每年發生的地質災害大多發生在圈定的地質災害點以外，由于不少災害點多分布于偏遠農村和山區，災害監測、預警和人員轉移的工作難度很大。”當越來越多的災害發生在已經查明的地質隱患點之外，已足以表明中國地質風險管理的現狀。這或許正是預警機制缺失的根本原因？現狀若此，我們該如何評價各級政府呵護基層民眾生命與家園安全的努力？

相對于用于災后搜救的生命探測儀，我們更需要一種災害警報器。就在7月1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6月3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自然災害救助條例（草案）》。災害救助的法制化，無疑是一個進步。但在災害風險的全流程管理中，若僅滿足于災后救助，仍只是對于災害的被動承受。“防患于未然”這句話，需要有資金與人力的投入，更需要有國家及政府責任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