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米爾斯就十分厭惡那些只具有“技術專家氣質”的社會科學家。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米爾斯曾毫不客氣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養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對人類理性尊重的價值指引了他們生活”的人，屬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術專家”。在米爾斯看來，人文精神和價值信仰是激發社會科學之想象力、“確立社會科學對于我們時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義”的關鍵。而現今，“科層制的氣質滲透入文化、道德和學術生活領域”，這種實用主義橫行、功利主義作怪的狀況是社會科學的重大災難，技術專家式的學者們因其實用性取向不僅遠離了社會學的想象力，也遠離了社會學的思想力與行動力。

米爾斯的批判并不僅僅于局限于社會學，當我還在香港的大學里工作的時候，就曾深感到米爾斯筆下所謂的“科層制的氣質”對于思想、理念無孔不入的侵襲和束縛。我所在的學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進了幾位。指標壓力之下，博士、教授們都成為了論文生產線上的機器，一項課題可以就其中幾個變量的異同顛來倒去翻炒出好幾篇論文。更為甚者，這條論文生產線也講究專業化分工，在某一社會科學系，有位副教授最為擅長統計運算，被奉為鎮系之寶，因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論文牽涉到復雜的統計分析，就好像裝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須交給他來做。他每年也因此會發表十幾篇學術論文，但迄今鮮有一篇具有影響力和創新力。這種學術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而忽視了人文底蘊這一本為內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人文修養對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強調知識自主性的分量，是因為我更加看重學者的公共責任。在我看來，作為知識分子的學者，他并不應該只局限于自己的專業學科之內，他也應該是一個行動者，應該關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時將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會議題之中，去參與、去批判、甚或去改變社會運行的可能性，從而帶動起大眾，或者說是沉默的大多數的認知和思考。這一過程中，一個具有良好人文底蘊的學者，必然會秉承自己獨立的價值標準，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時，社會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爾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