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來就有輕商的傳統”，這似乎已成公論。時至今日，這一“公論”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來，古往今來，中國輕視的其實是商人，卻從來不輕視商業。

說到輕視商人，倒真是罄竹難書的。早在管仲那時候——公元前七世紀，他給百姓分等級，是為“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后，經商是末業。到了漢朝的劉邦，他最討厭商人，專門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騎，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他還規定，商人不得從政，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不行，所謂“禁錮不得為吏”。當時朝廷沒有錢，就推出一個“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可夸張的是，就是在“賣官”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

這種對商人極端蔑視的政策，在此后的歷朝歷代中稍有緩解，但是從根本上卻沒有改變。

可是，為什么又說中國從來不輕視商業呢？

還是從兩千多年前的管仲說起。他主政齊國時，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就把鹽業和鐵業收回國家專營。當時其他的諸侯國，征稅靠的都是農業稅，可是只有管仲看到了一個事實：工商業——煮鹽冶鐵——所能產生的利潤遠遠的大于耕地種田。在農耕時期，這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更重要的是，這是唯一的工商合營產業，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壟斷經營的優勢，從業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販售，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展轉變化，繁殖累積，其財勢不可阻擋。

更要緊的是，國家直接控制工商業，老百姓并不覺得受到了損失。管仲就舉例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等鐵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于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于人頭稅的征收總額。表面上，國家并沒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因為實行了鹽鐵專營，齊國迅速成為當時最強的諸侯國，齊桓公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號。從那時起，中國的歷代統治者都把最能夠產生利潤的工商業收歸為國家經營。這種統治藝術冠絕全球。與歐洲列國相比，那里的治國者從來只知道從稅收中獲得收入，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真的窮到沒有辦法了，連一根煙囪也要征稅，結果弄得天怒人怨，他們沒有想到，其實只要把煤炭專營起來，每一斤煤多加一點錢，遠遠比征煙囪稅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國，想到了從國營工商業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見識的史家便提出，中國的治國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識到“工商富國”的一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