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一方面知道“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這是司馬遷先生在《貨殖列傳》中的原話，可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壓抑和蔑視商人呢？

道理在于：當國家直接進入到產業經濟之后，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后者自然就應該遭到打壓。所以，輕視商人與重視工商，正是一體兩面的結果。

這種頗似矛盾，實則一體的觀念會造成怎樣的景象呢？下面一段故事，在歷史上一再發生——漢朝初建之時，國力極度贏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四匹膚色一樣的駿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乘坐牛車。國貧民窮之際，朝廷一改管制政策，“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經過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現前所未見的盛世，“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二十一位當時的富豪，個個都神采飛揚。可是到了景帝的兒子漢武帝時期，再度實行管制政策，鹽鐵等重要產業重新收歸國有化，所有鹽商、鐵商、流通商、金融商幾乎全部——破產。

讓人嘆息的是，這樣的景象在此后的兩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三十年可出現盛世，五十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

歷代史書中的所謂“大帝”，從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無一不是國家主義的實踐者，在其統治期內，商人階層從來就是被打壓的族群。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國家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得益群體。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救濟貧困，抑制豪強——為號召，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國家的利益永遠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執行這一政策的官僚，因為要與民爭利，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層，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詐，結成權貴資本集團。

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有產者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諷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于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卻少而又少。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中國對“商”的態度是如此的混亂和矛盾，說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禍。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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