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紫金礦業污染事故報道中，是否有媒體記者收受相關部門的費用？8月26日，記者從新聞出版總署獲悉，經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調查核實，根據已掌握的證據，目前尚未發現有記者收受費用且未退還。接受調查的記者均拒收財物，并在深入調查采訪后及時刊發報道，依法開展新聞輿論監督，表現出新聞工作者的良好職業操守。（京華時報8月27日）

調查結論進一步支持了輿論先前抖出的那些猛料，因對媒體“金彈”攻關，上杭再一次被拎到輿論包括廣大公眾目光如熾的眼神面前，無法預知，無以按捺的輿情最終會否影響到某些人的命運，但肯定會招致眾多憤怒的唾沫。上杭當地承擔因金彈攻關的責任咎由所取，但此事留給公眾的深刻記憶猶在：如果有更好的渠道堵塞媒體對真相的披露，紫金礦業污染報道將會以怎樣一種面目，出現在公眾眼前？

從現有資料看，上杭“金彈”攻關終得以被“暴尸”于公眾，在于一些媒體對紅包的堅決拒絕。毫無疑問，這些媒體秉持了新聞的責任，但這種責任的踐行，卻顯得那般微妙與無奈。從某種意義上講，媒體之所以能夠拒絕上杭的攻關，將猛料抖向社會，很難說不是因為報道對象幕后能量的欠缺，畢竟因新聞監督報道，衍生的攻關體系早就不是什么新聞。

大約十年前，有著“輿論尖兵”之稱的《焦點訪談》，因其監督力度之大，至而在央視大樓前形成了兩種不同“風格”的壯觀景象：一面是全國各地自費的報料群眾絡繹不絕，另一面則是奔著拿掉節目的地方單位潮涌而至。時至今日，到底還能從《焦點訪談》中看到多少當初的傲然風骨，想必觀眾心底自有一本明了的賬。

另一個無法否認的現象是，一些地方政府一些行業對批評報道可謂費盡心思：或者打著各種旗號，以有條件地引進個別媒體，以此代替更多媒體的監督權；或者公然設置輿論監督先決條件，要求對媒體予以年審，暗設監督門檻；或者只是規定對上級輿論監督報道雷厲風行的整改；或者動用強制力量，對監督報道的記者通緝打壓……至于因種種原因，一些監督報道胎死腹中，也絕非個例。

表面看，“金彈”攻關是切中了某些媒體的軟肋，并不否認確有這樣視新聞責任如草芥的“軟骨頭”，但這也折射媒體非正常生存的客觀現實。至少就眼下來看，一些堅守正義的媒體，其對監督報道益發慎重，就因為怕留有小辮子給監督對象。正因缺乏更為寬松的監督空間，憑借掛靠部門的權勢，一些媒體打著批評報道的旗號趁渾水摸魚。對那些極可能走進媒體監督視野的對象而言，媒體的墮落或許算不得什么壞事。

某種意義上，拒絕招呼與拒絕紅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拒絕招呼權利的痛失，媒體不得不屈服于輿論監督的種種幕后力量，在淪落中失去讀者的支持。這也意味著，一旦媒體臣服于幕后力量，其生存也變相地交給了幕后力量。拒絕招呼權利愈勢微，渴望生存卻又無法得到讀者支持的媒體，其拒絕“金彈”的底氣便更為虛弱。

賦予媒體更大的拒絕招呼權，這既是新聞責任的本來要求，也是媒體更大限度排除外力干擾，發力新聞監督的重要前提。再者，就算一些媒體確有不檢點現象，在輿論監督風正氣順的大氣候下，這類不檢點現象被推向社會曝光的概率也會更高，被社會拋棄的可能性自然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