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9月14日報道，江蘇省徐州市日前啟動購物卡(券)廉政專柜，按照實施辦法，公職人員在收受購物卡(券)后，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到廉政專柜上交，也可交至所在單位紀檢部門，由紀檢部門上交廉政專柜。公職人員因各種原因未能拒收但主動上交購物卡(券)到廉政專柜的，不是違紀。

這個所謂的“廉政專柜”與此前全國多個地方實行的“廉政賬戶”并無本質區別，前者特指購物卡(券)，后者則指公職人員因為各種原因收受的禮金、有價證券等非法所得。但目的都是給予官員一個自救的機會，“廉政專柜”辦法說明，主動上交者不違紀，而“廉政賬戶”一般宣傳，主動上交者可視同拒賄，當事人可被從寬免予處理。

現在，很多地方的“廉政賬戶”基本上名存實亡。徐州搞的“廉政專柜”又能走多遠呢？在我看來，同樣會行而不遠。因為無論“廉政專柜”還是“廉政賬戶”，于法于理都講不通。從法律上講，“兩高”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刑法上也沒有哪一條規定，在收受錢物后上交某個部門或是偷偷處理掉，就可以免予追究法律責任。

于道理上講，如果一個官員主動上交禮金、有價證券等非法所得，那不是明確地告訴紀檢、監察等部門，我是一個潛在的腐敗分子，要引起相關部門的特別“重視”，這無異于自爆身份并將自己的手腳捆綁起來；退一步講，如果是在被調查之后主動上交財物，難道就能否定掉自己的犯罪事實嗎？那只能說承認犯罪的態度較好，可以從輕從寬處理，但絕不能等同于“不是違紀”或“免予處理”。

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我們是以“兩高”司法解釋、刑法條款為依據呢，還是以地方政府類似規定為依據呢？很顯然，“兩高”的司法解釋具有更高的法律效應，應當成為這方面的法律依據，刑法更不必說，是必須遵守的重要法律，任何地方自己出臺的所謂措施、政策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即便地方立法來為此舉撐腰，也不能違反上位法。因此，“廉政專柜”、“廉政賬戶”在出生之時就已經“違法”，其最終有疾而終，也在情理之中。

沒有收禮受賄，就不存在上交贓款贓物，既然受了賄，其行為就已經被定性，不容輕易抹去。有人可能會說，“廉政專柜”、“廉政賬戶”有利于挽救瀕臨犯罪的官員，體現了對官員的愛護和挽救，減少追贓及查處的工作量，降低反腐敗成本。但我要說，對官員真正的愛護是要求他們杜絕腐敗，而不是腐敗之后放他一馬，那不叫愛護，那叫縱容。實際上，從“廉政賬戶”的實施效果看，根本就沒有達到減少工作量，降低反腐敗成本的目的，卻很有可能滋長官員腐敗行為，因為他們會想到，“廉政專柜”、“廉政賬戶”的設立，又給他們增設了一層保護墻，增長了僥幸心理，更加肆無忌憚地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