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建、建了拆”亂象背后推手多多，值得思考的空間也很大，建筑標準、建筑文化、城市規劃、政績評估、政府角色、經濟發展方式等，都值得省思、重構。

今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標五湖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僅13年；5月，北京建國門建成20年的地標凱萊大酒店宣布將停業拆除……除了這些引人關注的地標性建筑以外，還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長的時間內就因為各種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數量無法統計。

雨果說：建筑是用石頭寫成的史書。如果說，那些流傳千年的古建筑是一部“古代史”，那些尚處豆蔻年華便被無情炸毀的建筑大概就是“現代史”了。不幸的是，我們正處于這樣一個時代。資料顯示，英國建筑的平均壽命132年，美國為74年，而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不久前表示，我國建筑的平均壽命卻只有25～30年，令人唏噓。

經濟學家凱恩斯有一個著名的“挖坑理論”，當國家經濟蕭條時，雇兩百人挖坑，再雇兩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間創造了就業機會，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凱恩斯只是用一種通俗、滑稽的模型去解釋他所主張的政府干預論，沒有誰會傻乎乎的照做。而花巨資修建的建筑，未到使用年限，便人為炸毀拆除，卻呈現了“挖坑理論”的現實版。

好端端的建筑物說拆就拆，一座座建筑“非正常死亡”，且不說是資源的巨大浪費、城市記憶的無情抹殺，單就這兩項“世界之最”——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鋼材，也生產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達4億噸——就令人頭痛不已。既然如此，為什么各地仍樂此不疲，毀“樓”不倦？

究問建筑“短命”的前生今世，主客觀原因皆有：規劃缺乏前瞻意識，造成號稱“50年不落伍”的建筑，捱不過十年八年便丑陋不堪，只有一拆了之；建筑的潮流化、同質化，扼殺了個性與特色，千人一面的建筑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拆是它們最終的命運；囿于當時的經濟與技術，建筑物功能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唯有推倒重來；貪大求新的城市美學，難容見證了城市發展、保存著城市記憶的舊建筑；大量的“豆腐渣工程”為日后大拆大建埋下伏筆，大動土木之后的若干年后，必然進入建筑質量事故的頻發期。

當然，急功近利才是建筑物最危險的殺手。“拆遷GDP”乃地方之利，政績是官員之利，真金白銀是商人之利，利利疊加，無堅不摧。例如，曾號稱“西湖第一高樓”、建成至今僅13年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被拆，其置換出的土地便以24.6億元的天價整體出讓。利潤如此可觀，還有什么不能拆除？

由此可見，“拆了建、建了拆”之亂象背后推手多多，可供思考的空間也很大，從建筑到經濟發展方式縱深，建筑標準、建筑文化、城市規劃、政績評估、政府角色、經濟發展方式等等都值得省思、修飭甚至重構。就事論事，延長建筑壽命應從相關法規入手，保證從城市規劃、建筑設計到建筑物質量，都有一套嚴格的標準，并得以認真執行，實現“建筑大計，百年為本”，減少“朝建夕拆”的怪象；充分尊重公民的物權，用私權限約公權，避免隨意拆建現象發生；修正官員政績評估體系，降低GDP權重，從而平伏官員GDP焦慮，抑制他們大拆大建的沖動；治本之舉還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減少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傍，使之從中脫身出來，少打拆遷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