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18日在抵制強拆時向樓下投擲磚頭“導致一人重傷”，武漢洪山區土庫村村民童貽鴻被當地警方通知做筆錄。由于不信任當地警方，童貽鴻于日前搭乘飛機赴京向警方“自首”。（11月21日《新京報》）

童貽鴻“不信任當地警方”，這個理由和這般不走尋常路的“投案”方式引來熱議。不遠千里異地“自首”，其實童貽鴻追求的只是一種簡單的基于當地警方回避下的公平正義而已。

當然，就法律意義而言，童貽鴻所幻想的警方回避是難以得到支持的。因為其扔磚導致的“受傷者”并不是警察，也沒有證據表明警方與此案有任何直接的利益沖突，并不符合現有刑事調查與訴訟中的回避制度要求。但問題關鍵正在于此，一件與警方并沒有關聯的治安或刑事案件，為何當事人卻會無緣無故“不信任當地警方”呢？很顯然，這起“傷人案”始于拆遷沖突,在童貽鴻看來，他以“釘子戶”的形象抵制拆遷，當地警方已經不可能客觀地主持正義了。

其實，這樣的想象只是童貽鴻的個人擔心，并沒有法律證據。不過置之于現實，顯然這個擔心又并非多余。在實際生活中，因抵制強拆、依法上訪而被刑拘、抓捕或者限制自由者大有人在。

“跨省自首”，說到底，只為對正義的焦慮與追求。也許，對警方的“惡意”揣測有時確實是誤會，是不客觀的，但應該看到，造成“惡意”的根本在于公權力自身。這表明公權亂用現象有時還很突出，難以讓老百姓完全放心。

每一次對權力正義的期待都寄托著人們重新信任權力的愿望。所以，勇于承認和面對曾經的“不信任”并不可怕，如何阻止其加劇乃至重建信任才是關鍵。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進京自首”案的后續進展更值得關注。 （劉楚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