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上周發布的 《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在我看來是迄今為止中國單一地方政府擬實行的最徹底、最干凈的城鄉戶籍改革。它的意義可以從多方面來說明，其中之一就是打破農民的身份限制，今后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非身份。農民是一種身份還是一種職業，看似沒有什么不同，但卻有著本質的區別。

職業農民，顧名思義，是指把務農作為一種職業的農民，就好比老師把教書作為一種職業、醫生把看病作為一種職業一樣，是社會中萬千個職業的一種。假如你是個知識分子，哪一天你厭倦了坐而論道，轉而選擇租幾畝地種種，參與市場交易，那么，從進入市場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變成了一個農民。所以，職業農民的身份是隨時可變換的，今天是農民，明天或許是工人，后天或許是教書先生，只要你具備所從事行業的技能。

但身份農民的 “身份”是不可變換的。哪怕你從事其他行業，你的身份依然是農民。農民工就是一個例證。農民工所從事的職業分布于社會的多個方面，就是沒有從事農業的，但在社會學的分類中，在管理者眼里，他依然被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來看待和管理。這就是兩者的差別。

換言之，身份農民的“身份”是“世襲”的，具有強制性，不可選擇性；而職業農民是可自己選擇的，具有自主性、開放性。只有兩者都從事農業，才是一樣的，除此外，他們沒有一丁點相同的地方。

當下的中國，農民由一種身份變為一種職業，意義自非一般。因為就實際來講，農民這個稱呼，對多數農村人而言，不僅僅意味著他的職業是種田，更多的是一種社會等級、一種身份、一種生存狀態、一種社會組織方式、一種文化乃至一種心理狀態。農民如果從上述社會對他們的規制中解放出來，回歸到他本來的意義——— 即只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 那么，將說明我們這個社會比過去更加開放自由，農民有了比過去更多的自由選擇權利。正是在此意義上，我贊許成都的這個改革，因為它從制度上破除了鎖在農民身上的身份“枷鎖”。

根據報道，成都的此一改革是要還城鄉居民自由遷徙的權利，全面建立戶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體制機制，以后農民進城不單不會犧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財產權，而且在統一戶籍背景下，進城農民還可和現有居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要讓農民成為一種職業，必須要做到城鄉平權，包括戶籍制度、社保體制等一系列社會管理體制基本一致，這是最關鍵的一步。

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總體貧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在自由流動、遷徙和居住上的權利受限，就是在一些基本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矮人一等”。當然，要做到城鄉制度的統一，還需要我們做出很大努力，畢竟歷史形成的、又附著很多現實利益的不合理體制不是一下子就可消除，但必須強調，不能再拖。

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現代化，始終繞不開兩個問題：一是農民權利的提高，二是農業人口的減少。若農民從一種身份的標志轉變為職業，那么，離比較徹底地解決這兩個問題，比較徹底地解放農民，實現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就已經不遠了。（鄧聿文 《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