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鄂州市一副縣級官員邵某從擔任鄉鎮副職時就開始貪污公款接受賄賂，還在離任前與同伙訂立攻守同盟，數次進行反調查“演習”。近日，邵某因犯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判刑6年。（11月24日《楚天都市報》）

都說做賊心虛，這當個貪官心也不踏實。在大肆貪污公款、笑納賄賂的同時，還要處心積慮，隨時提防著東窗事發。不僅自己處處謹慎，盡量不留蛛絲馬跡，還與同伙結成攻守同盟，商定應對調查之策，時不時來個反調查演習。可嘆“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自以為高明的邵某，最終未能逃脫鋃鐺入獄的下場。貪官的攻守同盟，如同二戰時期的“馬其諾防線”一樣，成為了街談笑柄。

這也正應了那句古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正義的陽光面前，任何見不得人的伎倆都不過“浮云”而已。縱然是苦心經營的攻守同盟，也注定是螳臂當車，被人唾棄。然而，我們又不能僅僅把這當個笑話。事實上，倒掉的貪官同盟也具有解剖價值，它在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反腐倡廉工作正在遭遇高智商犯罪的挑戰，亟待祭出以招拆招的破解之策。

有專家研究表明，盡管中央和地方在不斷加大治理腐敗的力度，但貪官腐敗潛伏期卻在逐漸增加。從1978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貪官的平均潛伏期在2至3年；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腐敗潛伏期大幅度攀升，達到了5至6年；而近年被調查的省部級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潛伏期為6.31年，最長的達14年。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腐敗行為越來越隱蔽，從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直接腐敗，向沖賬套現、期權腐敗的間接腐敗發展外，腐敗分子呈現集團化趨勢，成員之間的相互包庇，結成攻守同盟，也是主要原因。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阜陽市擔任主要負責人期間，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邊的小集團謀取不正當利益，建立了一個隊伍龐大、生死與共的“腐敗聯盟”，其持續作案時間長達10年。

貪官的攻守同盟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職務犯罪，社會影響惡劣，案件性質嚴重。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對內實行“專業化”的分工合作，對外則步調一致互相庇護，呈現出明顯的集團特征。不但給反腐、監督工作帶來難度，更嚴重威脅群體抗腐免疫力，破壞政壇生態。

最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部攻破。同樣，要想破解貪官攻守同盟，也要從內部入手，斬斷利益鏈條，實行各個擊破。事實上，貪官的結盟，不過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松散組織，往往是“有福同享”易，“有難同當”難。共同腐敗時稱兄道弟，海誓山盟，一旦東窗事發，大禍臨頭，便會做鳥獸散，以求自保。前不久，原河南省西平縣委書記王廷軍在獄中哀嘆：“行賄人‘啥時候也不會說出去’的承諾靠不住”，就是生動的注腳。

著名的“囚徒困境”，就說明了為什么甚至在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時，保持合作也是困難的。反腐倡廉工作就要抓住這一點，讓所謂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讓更多的貪官更早地暴露出來。當下，“污點證人”概念亟待引入我國司法體系。對于為國家公訴機關作證的涉案人，給予免受刑事追訴或減輕、從輕指控的待遇。在腐敗越來越隱蔽和集團化的今天，建立“污點證人”制度，有望成為破解貪官同盟的法寶。不僅能提高反貪效率，降低辦案成本，也能夠順藤摸瓜，拔出蘿卜帶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