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小說熱是2010年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許多官場小說的作者不是專業作家，他們的正職是各政府部門的官員。他們的寫作，或是為記錄自己經歷的歷史，或是為了留住為官的感悟。（1月3日《華西都市報》）

官場小說看熱絕非去年的事，數據為證：2008年官場小說品種約118種，2009年1月至3月官場小說品種達到123種，之后雖無數據，但官場小說盛宴的的到來無可辯駁。文學疲軟，官場小說卻大熱，的確是意味深長。不過，所謂官場小說熱，熱的倒不是文學本身，而是官場，這和前赴后繼報考公務員的情形太類似了。

我們通常看到的官場文學，特別是在職官員寫的官場小說，嚴格說來更接近于處事厚黑學、職場秘笈、權謀書。這類書之所以暢銷歸根結底還在于小民百姓對權力有種與生俱來的崇拜情結，再加上官員群體的特權和福利，更是吸引著無數人向其靠攏。與此同時，官場的不透明，也進一步催生了公眾窺探的欲望，加之出版商的鼓搗，一部接一部的官場小說也就粉墨登場了。

我的朋友黃波和著名官場小說作家王躍文對話時，王曾說，最好的官場小說應是給官場祛魅、給官員祛魅。這句話我頗為認同，但大熱的官場小說大多并非如此，而是相反，反倒增加了官員和官場的神秘感。當然，也正是因為有神秘感，權力才有威嚴，官員作家們的低調也就不難理解。當然，官員出書并非中國特色，國外的政治家也出書，例如丘吉爾甚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此外，歐美國家的元首任期屆滿之后，寫回憶錄已成慣例。但是將這些作品，和我們的官員寫就的“官場筆記”對照著看，區別一目了然。他們當中甚至不乏對自己從政的反思和懺悔，而我們這里能夠正視現實和真實，以冷峻的眼光對官場文化進行思考和挖掘的，實在少之又少。

作為公共生活的一員，作家和所有的社會成員一樣負有責任。權力和責任密不可分，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既是作家又是官員的官場作家們，如果僅僅是迎合市場，滿足人們窺探權力場域、學習宦海沉浮技術的欲望，這和一個作家的責任背道而馳。這并非是對官場作家苛刻的道德要求，而是對官場現實的追問。

文學不是工具，文學的價值更不能簡化為“成功學”，文學和政治天然應該有一些距離。如果人們需要通過閱讀官場小說來提升從政的技術，不得不說這和現代政治文明相距十萬八千里；官員可以是文學家，但在政治和文學之間，絕非沒有鴻溝。只有讓官場小說回歸正常，讓官場回歸透明、民主的現代規制，我們才不至于為官場小說的大熱痛心疾首。

這也便是王躍文所說的“祛魅”，不過最需要祛魅的不是文學，而是權力。但權力終究不可能靠文學去祛魅，只有讓權力受到足夠的監督和制衡，權力才不再有什么“魅力”，公眾也才不至于想通過官場小說，去深諳為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