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為買房子假離婚，你愿意嗎”的調查顯示，64%的參與者說“可以試一試”。近年來，子女上學、拆遷補償、購房等都成為假離婚的種種理由。這條獲取利益的成功捷徑讓很多夫妻紛紛復制效仿。

為了多買一套房子、少付點首期與利息而玩“勞燕分飛”的假把戲，恐怕許多外國人都無法理解，可“假離婚”就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早在幾年前，“中國式假離婚”就開始濫觴。

如2005年，華北油田曾出臺“單身不下崗”政策而導致職工像趕集一樣玩“假離婚”；哈爾濱某教育部門“男女有別”的供熱費報銷制度，其中離異女職工可以享受報銷待遇，導致集體“假離婚”；重慶某地拆遷補償制度規定：離了婚單獨立戶的，可以各分一套房，以優惠的價格購買，導致大規模“離婚”……今天的住房“限購令”再次讓“假離婚”現象沉渣泛起。

作為局外人，容易把“假離婚”當笑話看，莞爾之余甚至還嘆一句“中國老百姓真會鉆空子”。但正如廣州俗諺云“有頭發誰想做瘌痢”，如果不是現實所迫，誰愿意玩“假離婚”這個既丟臉又可能丟“人”的游戲？夫妻真離婚背后往往都有“第三者”，可誰又是“假離婚”背后的“第三者”？

這個“第三者”，看來還是制度。比如，在計劃經濟時代，戶籍身上牢牢地捆綁了教育、就業、住房、社保、計生等諸多公民權利，絲毫不可逾越，不同戶籍間的公民權利，可能有天壤之別。即使進入市場經濟時代，管理者仍然對舊戶籍制度心存依賴，依據戶籍分配社會資源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別的不說，就現行的高考制度，對戶籍的限制仍然鐵板一塊，不得通融，正是這種制度，催生了“高考移民”現象。

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在《正派社會》一書提出“羞辱性制度”概念。從這個角度審視，導致公眾“假離婚”的制度無疑就是一種“羞辱性制度”。為防止“假離婚”現象一再重演，傷害社會公序良俗，必先從制度設計本身入手，使制度符合法律、法治精神，接近社會公平與公正，尤其是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早日提上議事日程。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方可進而考慮制度的周密性，降低制度的“可鉆性”。